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权力与责任清单实施助力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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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已被划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得到正确处理，且已进入实施和落实阶段。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公布省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自今年开始，证监会负责人已多次表明要抓紧制定证监会系统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关键在于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以及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界限不清晰时，一方面政府行为存在较多越位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应尽职责的方面，政府存在缺位和不到位的现象。

在资本市场中，退市制度长期处于缺失和不到位的状态。1993 年第一版的《公司法》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具备退市制度，且规定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公司应退市。然而，我国股市的退市制度在 2001 年才开始起步，退市制度缺失的时间长达 7 年。直到去年修订退市制度时，才将欺诈上市和信息披露重大违法纳入了退市范围，这比《公司法》的要求晚了 21 年。退市制度存在缺位和不到位的情况，这使得沪深上市公司如同不死鸟一般。它们越是亏损，壳价值就越高；越是临近退市，股价就越呈现出疯狂的投机气氛。这种情况严重扭曲了市场的投资理念、投资心理和价值观念，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成熟起到了阻碍作用。去年修订的退市制度较为完善，但即便如此，仍没能阻止濒临退市的公司采取借壳重组、通过收购变更第一大股东以及地方政府出资补贴等行为以避免退市。同时，欺诈上市的公司在退市后还能够重新上市。

老股转让是政府越位的一个体现。现行法律并未授权管理层可以推行老股转让，然而却有这样的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经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正是由于管理层的“有权任性”，才使得老股能够得以转让。围绕老股转让出现了一些带有“中国特色”对待法律的现象：遇到法律障碍时会想办法“变通”；干脆曲解政策，对明明白白的法律条文进行“别解”，以此来钻法律条文不够严密的空子。例如，有人对“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进行“别解”，称存量发行过程不算“公开发行股份前”。如果法律的解释存在不确定性，可上可下、能左能右，那么法律的尊严将受到质疑。同时，法律的解释权究竟归属于谁也变得模糊不清。大家都看到了老股转让所带来的后果。管理层不一定非要规定老股转让必须要有同等数量的新股锁定一年。越位的政策导致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出现。

制定权力清单的总体趋势是把更多权力交给市场，若市场能做的事，政府就不应去做。当下推进的重点是“简政放权”，要减少事前审批，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市场的活力体现在市场主体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以及自由创新的天地，正因如此需要放权。然而，放开之后，市场上的违规违法行为以及害群之马必须被铲除，所以又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简政放权”方面，资本市场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单看发行市场，对拟发行公司进行的实质性审批，限制了企业原本拥有的发行股票融资的权利，因此需要推行注册制。在发行过程中，现行规定对各个环节的干预非常广泛。比如必须实行询价定价，对于参与询价定价的机构数量有规定，对询价机构报价的最高部分剔除多少也有规定。如果定价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就需要刊登风险提示公告。网下向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配售的数量有规定，当网上申购数量超过拟在网上发行数量的一定倍数时，从网下回拨的股份数量也有规定。甚至连新股上市首日的涨跌幅度也有规定。可见，发行环节的“简政放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市场上违规违法事件接连不断，大案要案也时常出现，然而监管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当然，无论是制定权力清单还是责任清单，都存在一个制定和完善法律的问题，倘若法律不完善，法律授权不恰当，那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也不会恰当。

制定政府责任清单很有必要，应制定一份详尽的中长期规划。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存在于中央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有关意见中，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新国九条提出要求，到 2020 年要基本构建起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个体系具有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以及开放包容等特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还要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同时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若能将上述要求融合在一起，然后制定出一份清晰的发展规划，这将会有益于尽快促使市场凝聚起共识，让大家步调一致，从而形成规范发展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