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话语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构建意义与转型策略

根据话语分析理论的逻辑，传播效果的实现取决于受众对传播者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而要正确理解话语的意图，首先必须正确解码话语符号的含义。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异质文化符号之间的翻译常常会出现理解障碍和误解。因此，需要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提取异质文化受众能够正确感知的代表性意义。和普遍认可的文化符号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格局快速变化的今天，创新中国形象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有助于消除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困惑。这是因为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受到自身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制约。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使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加之个别西方媒体的舆论诱导，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加深，对中国态度消极。中国的声音和图像的传播也产生了一定的文化阻力。

因此，中国在海外的话语空间和影响力受到严重挑战，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威胁到中国的政治文化安全。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和文化精髓，加快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突破现有的海外传播格局，寻求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新路径、新形式、新策略。

今天，中国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为实现这一突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新成就为我们展示中国新形象提供了大量视觉素材；其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视觉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比书面传播具有独特的优势；第三，视觉符号在新媒体高度互动的语境下，可以实现双方即时的感知认同，从而减少书面沟通中的“阻力”。 “文体阅读”心理将帮助海外观众更加真实、生动、生动地认知中国。

●2021年一、二季度优秀对外传播纪录片（部分）

这一契机表明，通过电视媒体展示中国形象无疑是一个重要且合适的切入点：一方面，电视媒体作为受众广泛的传播媒介，在文化传播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在文化传播方面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一方面，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视听话语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喜爱，电视话语也通过媒介融合在新媒体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传达。

同时，电视话语的传播经验也是新媒体话语传播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积极推进中国电视跨文化传播话语建设，对于塑造真实立体的中国视觉形象、加快我国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

电视话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本文在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内使用了“话语”的概念。因此，话语是指人们为达到特定的交际意图而采取的一切符号、策略和行为。

就电视话语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界定：一是指电视艺术作品中使用的各种表现符号（文字、音乐、口语、色彩、画面、图像、场景、人物对话等）。电视产品、行动等）及其使用方式；二是指上述符号的组合编辑、叙事框架、表现风格等；三是为使受众对上述符号表达达到特定含义的理解而采取的传播策略。

这一定义也表明电视话语在当代语境下具有显着的跨文化传播优势。这是因为：首先，电视话语主要通过视觉表达方式呈现，与书面表达相比，视觉表达中的意义边界难以固化。因此，观众不会预先按照特定的语义约束来理解电视中的视觉符号，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经验来赋予视觉符号以意义。其次，与书面表达相比，受众更容易感知异质文化的视觉符号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理解中，而不太可能产生抗拒的接受心态。第三，基于电视视听语言体验的新媒体表达方式，因其良好的交互性和视觉符号的敏感性，有利于传播者和接收者构建共同的意义空间。

因此，电视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优势对于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突破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首要目标不是强迫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文化，而是消除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误解和障碍。

●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

在世界跨文化传播史上，一些国家曾把说服对象、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是因为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扩张力量。然而，这种文化扩张也导致了文化传播的非常恶劣的后果。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中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目的不是“说服”，而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指出，跨文化交际主要完成两个目标：一是通过揭示自己的一些无意识的交际行为来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二是通过交流来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二是消除迄今为止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困难。理解上的障碍。 ①换句话说，通过跨文化交流，人们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他者”的文化。

那么，人们如何理解文化呢？换句话说，人们如何实现文化理解？英国文化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对文化的定义给出了一些暗示。他把文化的定义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精神和智力的发展过程；二是文化的发展过程。第二，艺术作品和智力作品；第三，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第四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信仰、习俗、做法和价值观。 ②

从文化的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视觉文化展示系统，包括文化符号、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作品和智力作品等；二是视觉文化展示系统，包括文化符号、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作品和智力作品等。另一种是抽象意义体系，包括信仰、规范、价值观等。

当然，人们很容易从看得见的文化符号系统中逐步认识文化的抽象意义系统；反之，对特定文化意义的理解，如价值观的确立，则会对某些异质文化符号形成强烈的接受和抵制——当人们理解某些文化符号的意义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时，就会产生戒心。对这些文化符号产生厌恶、厌恶或歧视，形成所谓的文化鸿沟。

●纪录片《智慧中国：前沿科学》

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消除这些文化障碍。要消除隔阂，不能诉诸价值观的说服，价值观的说服是隔阂的根源。换言之，消除文化障碍的任务很难在抽象的意义体系中完成，但适合在具象的文化表象体系中完成。这是因为，文化的具体呈现体系往往并不直接表达价值观，或者说，它并不直接定义价值观的意义，而是把意义理解的主动权留给了接受者——例如，当海外观众接触中餐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去刻意去思考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而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感受和体验。

当然，这也不排除因对中国食物的肉体喜爱而将这种喜爱放大为对中国的偏好——这种偏好的形成不是逻辑上的说服，而是来自感性体验的共情。因此，消除文化障碍最顺利的方法是通过具体体验形成特定的共情，从而实现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理解：跨文化交流的目标并不需要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价值观。一致性，或者说形成完整、准确的文化解释，而是让​​人们认识到异质文化是可以接近的，以实现不同文化间“和而无异”的共存格局。

显然，为了实现上述具体体验，基于视觉传达的电视话语就成为了一种非常合适的手段：首先，电视话语中的视觉符号避免了跨文化接受中的抽象理解，可以直接营造异质感。文化。可感知性；其次，多元化的创意和巧妙的表达方式可以使电视话语避免直接的价值诉求。在“文化抵抗”心理的同时，引发观众对异国风情的“文化惊喜”心理，使他们容易感知异质文化的可及性；第三，观众对视觉符号和视觉场景的自主理解，可以主动寻求赋予异质文化的视觉镜像意义，构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意义空间，从而发现异质文化的可及性。

从而，跨文化传播的受众通过“感受——平易近人——亲切”的路径，逐渐加深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性，让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和而无异”中得以实现。 。 “格局下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丰富。

●纪录片《走近大凉山》

可见，电视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利用电视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

在这方面，美国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战后数十年，美国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跨文化传播功能，通过打造全球媒体产业和电视市场，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的主导话语权。当然，不能简单模仿美国的例子，因为中国在打造全球媒体产业市场和话语主动权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我们必须清醒地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抓住新的机遇，寻求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的电视话语策略。

中国电视话语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跨文化交流的积极实践者。中华文明蕴含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基因，促进了跨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唐朝出使中国、郑和下西洋都是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一宏大的跨文化传播运作在18世纪之后中断了。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逐渐瓦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圈；另一方面，20世纪之前，中国未能有效参与全球媒体市场建设，中国声音尚未在全球媒体领域得到充分传达。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GDP世界第二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蓬勃发展。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广泛参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立足中西文化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国际社会获得与中国国家地位相称的传播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和平、积极的中国形象，形成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良好认知，不仅是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的重要支撑。中国的发展，也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世界文明发展有强烈需求。

然而，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仍面临传播困境：一是长期受西方话语霸权影响，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话语感到陌生、疏远，甚至误解和歧视；其次，受英语作为主导的全球媒体市场的影响，以中文为媒介的中国媒体产品很难被外国人理解。

这种话语困境严重影响了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一是海外受众缺乏主动接受中国文化的动力；二是海外受众缺乏主动接受中国文化的动力。其次，海外观众习惯于用西方价值观来解读中国文化符号；第三，语言差异削弱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可供性和可及性。

●纪录片《海上来客》

面对上述困难，电视媒体可以成为重要的突围力量。如上所述，电视话语中的视觉符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语言障碍，增加海外观众接触中国文化的主动性。特别是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电视话语权：一是数字媒体技术提高了视听产品的制作水平、编辑效率和传播技术；其次，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体融合，使电视艺术产品转变为另一种面孔，通过新媒体渠道广泛覆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国数字媒体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广泛使用和普及程度更是世界领先。因此，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我国电视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中国电视话语也面临诸多困难，尚未形成强大的突围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电视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尚未获得足够的话语空间和足够的话语影响力。原因有二：一是海外受众形成了西方话语中心感，长期对中国话语产生疏远和歧视。殖民时代形成的对西方文化的长期同化，使西方文化、语言、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地区人民追求和模仿的对象，使他们在情感上更加接近和接受西方文化。

其次，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世界各国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融合。电视媒体市场的全球化，使得欧美国家的生活画面、文化时尚充斥着各国人民的视觉感知。各国人民都非常重视欧美文化的视觉符号。认识上也越来越相似，欧美文化价值观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很多地方人们的影响。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相反，中国的生活图景和文化符号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电视艺术作品在全球市场上没有足够的份额，导致海外观众很难感受到中国文化符号的熟悉。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符号并不熟悉。对意义的理解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降低了中国电视话语的影响力。

●综艺节目《工厂探索生态中国》

其次，中国电视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缺乏文化适应性策略，使得地域传播的突破力较弱。所谓文化适应性策略，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中针对不同文化的国家实施针对具体国家的电视话语表达和传播策略。然而，我国历来习惯于“统一口径”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许多电视艺术作品都是根据国内观众的喜好进行创意制作，电视话语表达与外来文化缺乏兼容性。

尽管近年来中国电视艺术作品“走出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影响力仍主要局限于传统儒家文化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电视作品出口的核心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其次是日韩，然后是中东和非洲，最后是欧美。东南亚、日本、韩国是中国文化圈成员，这些国家的观众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电视话语； ③ 然而，离开东亚，走向更远的地区，中国电视话语的传播始终无法有效突破地缘文化界限，深受西方影响的海外电视观众也难以接受。文化理解“中国式”话语。

因此，有必要尽快树立“一国一策”的跨文化传播理念，制定适应不同文化圈的成熟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领域突破地缘文化壁垒。逐个国家的基础上。

第三，中国电视话语的解读大多来自他者叙事话语的视角，这是中国电视话语确立主动性的主要障碍。中国在世界上流行的文化符号，大多是经过西方话语转换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符号，比如中国功夫、熊猫等。究其原因，是因为过去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喜好，从“他者”的角度提炼中国文化符号，并赋予其相应的含义。

根据身份管理理论，文化身份的建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者”与我积极寻求认同的共同点；第二阶段，“他者”与我保持身份差异，同时相互的身份融合为更紧密的身份；第三阶段，“他者”和我在前一阶段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文化身份。 ④

过去，由于缺乏文化自信，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停留在第一关无法自拔。更重要的是，即使在第一层次求同存异时，他们也常常采取迎合态度，放弃自己的价值立场，仅仅满足于寻找与“他者”的契合点，这不利于理解。的海外观众。中华文化的个性和丰富内涵。

●电影《功夫熊猫》

当然，上述困难并非不可克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为中国电视话语寻求跨文化传播主动权提供了绝佳机遇。

首先，媒介技术创新赋予跨文化传播“逆流”新机遇，为中国电视话语传播带来新机遇。在数字媒体诞生之前，全球信息流几乎是单向的，即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先发技术优势，获得了信息流的主导地位。 。

然而，数字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普及，为改变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单向流动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通过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媒体平台，发展中国家可以打破信息交换的人为交互控制，刺激和促进信息大规模双向流动和交换，使发展中国家至少能够拥有与西方国家同等的参与度。在物质和技术层面。全球沟通的力量。特别是，经济快速崛起的国家因其提供的新兴市场机会而吸引信息流的引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国家输出信息的“逆流”，比如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通过我国主流媒体在脸书上发布。海外转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和反响。

●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

其次，新媒体市场正在打破西方媒体市场的全球垄断，为发展中国家释放话语阐释空间。长期以来，西方资本通过对传统大众媒体生产的垄断控制了全球话语权。然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文化消费空间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领域转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垄断。特别是近十年来，一些中国新媒体平台在欧美国家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为中国音像制品进入西方市场打开了畅通的通道。

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电视话语的转型策略

随着中国逐步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话语的孤立，进一步拓展海外媒体市场，中国电视话语应充分考虑多元化的跨文化传播意图，改变现有的话语表达策略。

（一）提炼新的中国视觉流行符号

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消除带有殖民时代刻板印象的中国文化符号，以及西方媒体呈现的虚假“中国形象”，代之以代表中国本质的当代符号。一种新的文化风格象征。

新的文化符号要在跨文化传播中被广泛接受，首先要创造符号的可感知性和可亲近性。可感知性来自于鲜明、独特、难以模仿的视觉形象，能够使人容易识别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平易近人就是在创造“文化惊喜”吸引力的同时，创造兼容性和意义诠释。连接性。

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电视视觉流行符号不仅要富有中国文化内涵，更需要符合世界共识，与传播对象的审美趣味相一致。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认知层面正视大众文化符号在电视传播中的地位。电视内容生产是一种高成本生产，因此获得广泛的文化市场消费是其生存的前提，而广泛的文化市场消费就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同时，跨文化传播的受众在接受动机上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很少有人自觉、刻意、主动地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内涵，而往往是不自觉地、不经意地了解。的娱乐动机。接受异质文化符号的感知。

因此，流行文化不仅是创造利润的重要途径，也是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流行符号的价值不能用简单的“雅俗”标准来判断。

●纪录片《杜甫》

二是寻找中华文化符号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共鸣点，探索中华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平、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普遍倡导的奉献、平等、利他精神，都是可以与周边国家文化价值观相融合的核心要素。世界。

三是提炼出更多具有当代中国气息的文化符号。中国文化符号所呈现的中国风，既要有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又要有引领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面貌。

对此，中央电视台与BBC联合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杜甫》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纪录片不仅从中国历史背景的线索呈现杜甫诗歌创作的深刻内涵，而且生动地展示了杜甫诗歌创作的内涵。当代生活背景。人们对杜甫诗词的传承和诠释，使杜甫的文化符号既古典又现代，引起了中西方观众的广泛共鸣。

（二）电视话语要适应新媒体运行机制

所谓新媒体运营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定义：一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传统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低成本导向，而是基于用户流量的个性化导向。 ;二是基于互动机制的谈判和关系营销理念。这个定义让我们从两个方面重新思考电视话语策略：

一是增强中国电视话语吸引力，增加用户粘性。这就要求我们从用户角度出发，集中力量加快建设专门服务海外受众的优质大型数字媒体平台，用轻松、幽默、新颖的表达方式调动海外受众的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它将更加用户友好，这是一种算法推荐机制，使用利基市场甚至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更忠于用户，以提高用户粘性；结合大数据技术，不断优化产品内容和叙事框架，并不断扩大中国电视的话语空间。

●纪录片“接近达利安山”

第二个是加强国家特定的文化互动策略，并试图与目标国家的观众传达电视论述。这要求我们以有针对性的方式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积极应对目标国家受众的文化需求，并适应其文化偏好；并积极与海外同行进行合作，尤其是与“皮带和道路”沿线的国家。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国家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多地研究这些国家的习俗和习俗，并寻求适合其文化，心理和情感特征的表达。

（3）讲电视话语的方式应从宣传和解释变为描述性。

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许多海外观众对价值观保持警惕，并对中国话语产生了文化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话具有明显的宣传意义或过度解释，那么它们或多或少会被海外观众所接受和抵制，这将进一步加深文化误解。

就我国家的电视艺术作品而言，目前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电视连续剧，综艺节目和纪录片。如果您仔细分析了这三种类型的电视话语，您会发现：电视剧是强调描述性话语和解释性话语的产品。因此，应注意减少情节设计和场景演示中的解释性话语组成部分，这些话语很容易引起文化误解。更加注意在叙事中使用描述性话语；综艺节目的表现相对较强，它强调了解释性话语的特征，其解释性方法通常会借鉴西方模型，然后用局部内容代替它们，这很容易引起海外观众误解中国文化。纪录片是相对纯粹的描述性话语，也被称为“通用”“国际语言”，可以被海外观众轻松理解为中国叙事的更真实的表达。这表明，描述性话语具有表达的真实性，独创性和非虚构的特征，可以减少受众误解的通信者代码的可能性。

●纪录片“智能中国：边境科学”

（作者Bai Yin是中央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Chen Bilong是中央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候选人）

笔记：

Edward T. Hall和William Foote Whyte。跨文化通信：行动人士指南，人类组织，1960年（第19卷，第1期），第5-12页。

②[英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关于文化”，张舒尤（Zhang Shuyu）翻译，Citic Press 2018 Edition，第1页。

③Zhang Juncheng和Li Jingxuan：“中国戏剧的新模式基本上已经成形了”，“中国出版社，出版物，广播和电视”，2022年11月16日，第5页。

wu ying：“文化融合和多元文化身份”，“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期，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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