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桃 我在上海开出租

早上六点，黑涛接过合伙人的车，开始了在上海的第一天工作。遇到的第一个乘客是从郊区来陆家嘴上班的。眼看着金融中心的高楼大厦越来越近，黑涛的震撼越来越大。等红灯的时候，他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黑涛的家乡是河南，人生前35年都在北方城市学习、工作，对上海这座南方城市特别好奇——在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和上海发生点小故事？2019年，他来到上海，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黑涛认为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跟人打交道，一类是跟事打交道。出租车司机属于前者。每天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人潮拥挤之中，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在职业层面，黑涛努力做一名称职的司机，恪守职业规范，平等对待每一位乘客。同时，他也是隐藏在驾驶座上的记录员，一个倾听故事的陌生人。

从上海回国后，黑涛花了半年时间，把记录下来的故事整理成书。2021年，三万多字的节选在《读库》2103期上发表，题为《我在上海开出租车》，与胡安岩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相对。2024年，全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 黑桃

捉蝴蝶

成为网约车司机对黑涛来说是个意外。确切地说，他从事的每一份工作都有意外的成分。大学毕业后，他做过杂志编辑，开了一家母婴店。在母婴店生意不好的时候，他尝试开网约车，做了一名代驾司机。开网约车让黑涛发现了自己对司机这个职业的兴趣和天赋。“我的路感很好，很容易记住自己走过的路线。”在小城市开网约车只能勉强维持生计。2017年至2018年，他的单笔订单起步价是3.5元，所以当有机会在上海开出租车时，他当机立断。

黑涛形容自己的职业经历是“这里拿把锤子，那里拿根棍子”，毫无规划。“高学历的人有义务做好职业规划，因为教育成本更高。”他对自己高中的成绩感到自卑，复读期间通过艺术考试考上大学也算“幸运”。因此，他在选择工作时更加随意，注重保持兴趣和生计之间的平衡。

2019年已经不是上海开出租车的好年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租车司机是高收入职业，1995年《上海市出租车管理条例》规定，出租车司机必须有本市常住户口。2000年以后，出租车司机收入水平逐渐下降，大量崇明人涌入出租车行业。近年来，在网约车的冲击下，出租车司机收入进一步降低，上海出租车行业不得不放宽户籍限制。

出租车司机一般两人一组，隔天轮流值班。每班24小时，但一般不会一个人开满整个班次，大约开18个小时后就会停止工作，以保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据黑涛观察，2019年他的平均月收入在9000多元，应该高于这个行业的平均收入——至少比他的两个伙伴高。

黑涛的第一个搭档是老乡河南人，大概50岁左右，离开老家上班很晚，说话带有浓重的乡音，每次出门都担心乘客听不懂，加之他不擅长与人沟通，所以收入比其他司机低很多。第二个搭档则更喜欢接长途大单。为了在平台上接到更多大单，他买了一个抢单插件软件，又买了一部抢单手机。“效果不太好，因为一直在等长途单，有时候要等一个小时，很焦急地等待时间过去。”

黑涛开车的方式很笨拙，没有任何技巧。“我不会挑乘客，什么订单都接，干活儿更卖力。”黑涛值班的时候，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到第二天两三点。“司机们就是利用时间赚钱。”有的司机觉得老人麻烦，招手也不停。老人不会打车，会在路边等。黑涛不忍拒载，也喜欢听老人讲故事。

有两位老人给黑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老人半夜出现在一家小酒吧，问黑涛帮他叫出租车的老板娘和他是什么关系。得知黑涛是在路边拦车后，便凑上去和老板娘聊天，谈起了自己对老年的感受，也谈到了上海道路命名的历史，“南北的用省名，东西的用市名。”

又有一个晚上出现，一边指挥黑涛开车，一边测试他对上海道路的熟悉程度。然后从延安东路立交的“龙柱”出发，神秘地讲述了自己遇到龙的经过：龙的两只眼睛明亮，闪着绿光。它转过身来时好像在看我，吓了我一跳！龙的角不是很长，也不好看，鼻子湿漉漉的，没有喷火，但有呼吸……

只有少数乘客直接向黑涛讲故事，大多数时候，黑涛都以旁观者的身份，聆听车内乘客的对话。他在书中引用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海厄特的话来形容偷听的快感，“别人对话里的话语有翅膀，像空中飞舞的蝴蝶，当它们飞过时，捕捉到它们，真的是一种享受。”出租车内的空间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它是临时的、随机的，之后再无踪迹，悬浮在城市中，所以人们在车内更容易流露出真实的情绪。

来上海近一年，黑涛深感这座超级城市的原子化，他与人交往的机会很少，住在隔断式出租屋，却几乎没见过室友、邻居，车里飞舞的那些“蝴蝶”构成了他对上海的理解。“表面上，我对上海的道路很熟悉，但我没有具体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话，就是上班时遇到的人。”

▲搬到上海后租住的房间

乘客

黑涛无法预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乘客，与他们的交流也仅限于服务，属于“有限交流”。黑涛很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他称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主动和别人搭讪，司机的身份让他有机会自然而然地与人交流。“乘客多种多样，性格各异，即便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很短，交流很有限，但大量采样后，总会有一些深刻的记忆。”

黑涛想起了一位来喝羊肉汤的年轻人，从上车开始，他就一直在说自己的生活：给老婆买昂贵的衣服，随意开公司的豪车，住公司的房子，用公司的数码产品，谈成一笔生意就能给公司赚几千万。年轻人提到的工作勾起了黑涛的向往，黑涛第一次觉得“上海遍地黄金的传说（也许）是真的。”

黑涛也曾遇到过乘客刁难的情况。一位女顾客从瑞金医院打车到上海南站，按照导航路线走，全程9.8公里，票价35元，几乎是直线，但女顾客却坚持让黑涛绕道而行。“我不明白，以前都是付起步费的，最多才22元。”黑涛跟她讲道理，但毫无道理。女顾客抓起一把零钱塞到他手里，“才25元。”黑涛气冲冲地走开了，他生气对方浪费了自己的工作时间。

不管乘客是贫是富，黑涛都一视同仁。作为职业司机，他提供服务、收费都合规，从不向乘客多要钱，也不轻易放弃自己应得的。对于合理但没有明确规定的收费，他处于商榷的心态，比如失物归还，出租车司机是否应该按归还遗失物品的路程收费？黑涛认为应该，“我比较认同孔子‘有偿帮助他人’的观点，这样会鼓励人们多做好事。”如果有乘客不理解，黑涛也不会强迫，只会重申收费的合理性。

黑涛在书中如实记录自己与乘客的互动，但很少对乘客作出评论（除了醉酒无礼或故意逃票的乘客）。他认为指责别人是“傲慢”。他经常在晚上遇到浓妆艳抹、衣着时髦的年轻乘客。有些女孩醉醺醺地上车，一路上漫不经心、吵闹不休。黑涛也会耐心地回答，“虽然她们身上有纹身、抽烟、喝酒、骂脏话、半夜甚至凌晨回家，甚至有的还戏弄出租车司机，但我知道她们都是好女孩。”

很多乘客并没有主动搭讪、胡乱评论，而是主动向黑涛吐露心声。他曾遇到一位女乘客主动提出带她去内环高架路兜风，说那是她和前男友经常开的路。她慢慢地讲起了和前男友交往的细节，为了把故事讲完，她主动提出带她去中环路兜风：“我喜欢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风景。虽然我心里知道，我可能永远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但开着车在高架路上转悠，听着喜欢的音乐，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看着无数的灯光闪烁，有人陪着，心里就很踏实。”

两人分手，不是因为家庭问题，也不是因为改变主意，而是因为他们忍无可忍。故事讲完后，女乘客问黑涛：“你不会笑我吧？”黑涛摇头：“不会。”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女乘客下了车，付了400元，正式和过去告别。

▲“司机餐厅”的美味佳肴

录音机

有趣的乘客下车时，黑涛会有一种失落和遗憾。以上海的人口基数，大部分乘客再也不会遇见他。他在上海仅有的两个回头客，都是深夜在写字楼下等车时遇到的。“一个是女孩，她告诉我小区的名字，让我确定不久前曾载过她。当然，我没有告诉她，怕她多想，被吓到。另一个是男乘客，我惊喜地告诉了他。”不过，黑涛并不在意这些，“一生中认识的人，很有限。”

回家后，他会根据记忆，整理开车时遇到的有趣对话。有时遇到细节丰富的事，他会找个地方停车，立刻记录下来，生怕忘记。他看重记录的真实性，首先是场景的真实性。“我的角色是司机，除了必要的沟通，让一切顺其自然，不需要引导、探寻，一旦介入，这些故事就不真实了。”其次是内容的真实性。他尽量如实记录乘客的话语，包括重复的语言。“可能这也是一种写作手法。”

黑涛有一个当作家的梦想。高中时，他读过文学作品，也学着写过一些故事，但“不系统”。直到上了大学，他的写作才“有点样子”。毕业后，他为了谋生，停笔近十年。做出租车司机，记录乘客的故事，让他重新拿起了笔。“我想写点有意思、有灵气的东西。在非虚构写作中，我回顾经历过的人生，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提炼出人生的一些特质。”

写完《我在上海开出租车》后，黑涛又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部关于李白的小说。他把初稿投给了几家出版社，但都被拒了。他感到有些失落。但写这部小说让他很开心。“一有空，打开文档，随便翻到一页，就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节，都让人感觉很舒服，很爽。”

斯佩德对写作持开放态度，“如果有人读到它、认同它、称赞它，那很好。如果没有人读它，我无所谓，因为我已经取悦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