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充当融资通道背书汇票成票据债务人，应担何责任？

在汇票上作为融资渠道进行背书的银行，属于票据的债务人，理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裁判要旨

金融机构如银行等，若自愿担任过渡桥梁角色，参与汇票金额的逆向打款，并以贴现之名在汇票上进行背书，理应清楚知晓采取逆向打款这种过渡模式的贴现业务操作在法律上的后果。同时，对于此类业务的商业风险，也应当有所预见。只要票据形式合规、签章真实且背书连续，便不能因采用逆向打款模式而免除其应承担的票据责任。

案情简介

2015年6月16日，长春鋆地公司签发了两张票据，其金额分别是10630万元和1亿元。这两张票据的开户行均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到期日之前，这两张汇票上有一段连续的背书记录，具体为：从北京易和昌远商贸有限公司开始，依次经过博罗村镇银行、通榆合作社、恒丰银行泉州分行、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最终到达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但博罗村镇银行的背书系该行人员刘晓峰伪造。

2016年5月20日，刘晓峰因涉嫌伪造和变造金融票证案件被正式立案调查。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民生银行长春分行票据业务部的一名员工高翔进行了询问。据悉，2015年6月14日或15日，民生银行长春分行票据业务部的总经理陈洪云曾指派高翔为长春鋆地公司办理一笔商业汇票的贴现业务。高翔遂联络了包括博罗村镇银行、通榆合作社以及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在内的数家机构，他们以贴现的名义进行了连续的背书操作，并签署了相应的贴现协议，然而并未真正发放贴现款项。直至民生银行长春分行进行了再贴现，贴现款项才得以实际支付。资金流向依次经过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博罗村镇银行，最终到达北京易和昌远商贸有限公司（俗称“倒打款”）。

三、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在票据到期之后，向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提出付款请求，却遭到了拒绝。随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向民生银行长春分行进行了追索。最终，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支付了追索款项，金额高达15630万元。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对吉林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以及博罗村镇银行共同承担偿还15630万元票据金额及其利息的责任。在一审中，法院判决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和通榆合作社需共同偿还民生银行长春分行15630万元的票据金额及其利息。

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以及通榆合作社提出上诉，案件最终提交至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他们在处理背书业务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进行票据转贴现，而是为了协助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搭建融资渠道。经过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裁决，驳回了上诉请求，并坚持了原判决。

裁判要点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的唐青林律师与李舒律师所带领的专业律师团队，对本文所提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深入的分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针对本文所探讨的特定问题，他们提出以下观点：

在本起案件中，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以及通榆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却为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承担了相当沉重的责任。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与通榆合作社原本认为，他们此举仅仅是出于协助民生银行长春分行的目的，参与所谓的“倒打款”操作，目的是为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向北京易和昌远商贸有限公司搭建融资渠道，而并非真正参与贴现业务。他们未曾料想，自己会因此变成票据债务人，需要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在通榆合作社将票据以转贴现的形式转手给恒丰银行泉州分行，而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又将该票据以同样的方式转手给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时，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便成为了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与通榆合作社的后续责任方。票据的文义性意味着，票据所赋予的权利及其相关事宜，均以票据上所载明的文字为准，不受其他非文字内容的影响。因此，所涉两张票据各项信息齐全，转让记录连贯，同时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以及通榆合作社均曾是民生银行长春分行的前手，承担着票据债务人的责任。据此，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拥有权利，可以向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和通榆合作社提出再追索的要求。

票据作为一种无因证券，其持有人获得票据及其权利的来源，与票据的签发和转让原因并无直接关联，亦不受后者影响。即便在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与通榆合作社进行再贴现时，并无真正进行贴现的真实意图，仅是作为融资的途径，但此等真意的缺失，并未损害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鉴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质，它并不妨碍背书行为的有效性。恒丰银行泉州分行与通榆合作社作为资深的金融机构，理应对此类风险有所警觉，然而他们却主动加入了“倒打款”活动，扮演着融资的桥梁角色，并未遭受欺诈或胁迫。因此，这两家机构以这一情况为由，提出不承担票据责任的主张，但最高法院并未接受这一说法。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的唐青林律师与李舒律师，领衔的专业律师团队，对本文所提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处理，积累了丰厚的实践经验。在大量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将其整理成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内容即摘自该系列书籍。该系列书籍的作者均为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一线执业的专业律师，他们不仅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该系列书籍在选题上以及编写风格上，均以真实案例为依据，旨在从实际需求出发，针对在法律实践中频繁遇到的棘手且繁复的法律难题，探寻最为直接有效的解决途径。

金融机构如银行在从事票据融资活动时，务必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来防范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汇票，尤其是其中的汇票，尽管其最初的作用是作为支付工具，然而由于汇票的签发与实际付款之间存在一段时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备了融资和授信的功能。这种融资授信的特点在远期汇票中尤为突出。在汇票到期之前，持票人可以通过背书转让、申请贴现等手段，将未到期的票据进行变现，从而实现资金的融通。银行在取得票据后，可通过再贴现途径实现盈利。更为关键的是，那些通过转让、贴现、再贴现等手段在票据上签署背书的人，均成为票据的债务人。在票据流通的过程中，其信用基础得以持续增强。正因汇票具备此特性，金融领域内，利用汇票的承兑、贴现等业务组合而成的通道融资手段相当普遍。作为票据背书人签字者，等同于票据的债务人，必须对后续持票人承担相应的票据义务。因此，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事票据融资业务时，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因追求微小的短期利益而承担起庞大的票据债务。

作为在票据上盖章的担保人，他成为了该票据债务的后续承担者。一旦后手在提示付款时遭遇拒绝或需承担追偿付款的义务，他有权向出票人以及出票人之前的所有前手进行追偿。

《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明确指出，若汇票到期后付款被拒，持票人有权向背书人、出票人及其他汇票债务者提出追偿要求。而第六十九条则进一步规定，作为出票人的持票人，对前手无权追索；作为背书人的持票人，对后手亦无追索权。由此可见，即便以背书人的身份在票据上签字盖章，也无法完全免除其票据债务。正因背书人署名盖章的存在，使得即便票据转手至被背书人，背书人依旧承担票据债务人的责任。因此，在票据上签字盖章必须格外小心。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涉及融资目的的复杂票据背书转让、贴现、再贴现业务，应委托具有丰富票据实务操作和纠纷解决经验的律师、会计师进行严格审查，以避免承担超出预期的票据责任。

3. 银行从事票据业务，应有更高的风险防范意识。

票据业务属于技术性极高的资金处理范畴，在票据法规中的众多条款与常规的民事法律相比，显现出特有的复杂性。尽管如此，银行在处理此类业务时，其风险意识往往只停留在表面，对于风险管理的审查与控制，通常只针对单一票据业务进行，而鲜有全局性的风险防范观念。票据流通性极强，在其流转过程中，会涌现出纷繁复杂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若对相关风险未能准确评估，银行资金可能会遭受严重损失。在本案中，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和通榆合作社仅基于票据的基本关系，认定自己仅是提供融资途径，因此无需承担票据责任。然而，这种判断实则是对风险的错误评估。实际上，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各自独立，因此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和通榆合作社不能以票据基础关系的不真实性为理由来否定票据关系。这恰恰是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和通榆合作社最终承担责任的关键所在。

相关法律规定

《票据法》

第六十一条 若汇票到期后未能获得付款，持票人有权向背书人、出票人及其他汇票债务者提出追偿要求。

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

（一）汇票被拒绝承兑的；

（二）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

（三）若承兑人或付款人依法被判定破产，或者因违法行为而被迫停止经营活动。

第六十八条 汇票的签发者、转让者、接受者以及担保人，均需对收款人负起共同责任。

持票人有权选择不对汇票债务人的顺序进行遵循，对任何一个、数个或全部债务人直接行使其追索权。

持票人若已向汇票上的个别或数个债务人追讨款项，依然有权向其他债务人提出追讨。一旦被追讨者履行了债务，其将获得与持票人相等的权利。

第六十九条 若持票人身份为出票人，则对前手不具备追索权；若持票人身份为背书人，则对后手亦无追索权。

法院判决

在二审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在其“本院认为”的论述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与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之间的票据背书，是建立在汇票转贴现的基础之上。双方均签署了贴现合同，合同中明确指出，背书主体对票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了审查，并承诺其为合法持票人。此外，相关金融机构自愿担任过桥角色，参与汇票金额的倒打款。从这些事实来看，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和通榆合作社在办理贴现业务时，采用倒打款的过桥模式，并在票据上签章，其对此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他们应当预见到此类业务的商业风险，因此，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并非是受到欺诈或胁迫的结果。以逆向放款的方式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尽管违背了行业管理规范，然而法律法规并未对此进行效力上的明确禁止。只要票据格式合规、印章真实有效、转让手续连贯，便不能仅凭倒打款方式来抵消票据债务人应承担的票据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