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现场曝光！低速电动汽车事故频发，消费者退车为何遭拒？

图为庭审现场。

低速电动汽车事故频发 消费者退车遭商家拒绝

2023年3月7日，在河南省温县，王某于一家电动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宝某品牌的四轮电动汽车，该车辆标价50000元。在销售过程中，销售员君某向王某说明，这辆电动汽车属于低速车型，驾驶时无需持有牌照和驾驶证，且最高时速可达55公里，续航里程为150公里。据此信息，王某决定以旧车折价5500元，并支付了44500元现金，完成了购车交易。销售公司紧接着为该车辆购买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且提交了车辆合格证等相关文件，合格证上明确指出该车辆属于“蓄电池场内观光车”。

交易一旦完成，该车辆便频繁出现故障。仅仅两天后，车辆首次出现故障，不得不经过售后服务部门进行充电处理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又过了十多天，王某提出要检测电池性能和续航能力，销售公司进行了路试并确认续航里程符合标准。然而，到了7月12日，车辆电机发出了异常声响，尽管销售公司已与厂家协商并定制了新电机，并在9月份完成了更换，但车辆依旧无法正常启动。

经过技术检测，发现电池出现了故障并且已经受潮，制造商同意进行维修，但最终因为运费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基于车辆存在重大质量缺陷以及销售方对合格证性质进行隐瞒构成欺诈，王某提出解除合同并索回购车款项；而销售公司则坚决否认存在欺诈行为，并提出通过维修来解决问题。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严重，无法达成和解，王某将此事诉诸法院。

各执一词对簿公堂 退车索赔互不相让

王某看中了低速电动汽车的实用性以及方便性，决定用旧的两轮电动车进行折价置换，以购买四轮的低速电动汽车，然而他并未想到，这之后会接连出现不少纠纷。在诉讼阶段，王某提出了以下三个主要诉求：首先，根据《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的相关规定，持有“蓄电池场内观光车”合格证的车辆，其最高行驶速度不应超过30公里每小时，且仅适用于旅游风景区、综合社区、步行街等特定区域，但销售公司并未如实告知车辆的具体属性和行驶限制，导致王某做出了错误的购车决定，此行为构成了欺诈；其次，销售公司涉嫌进行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实际车辆续航里程与宣传不符，且在被告的店内，同款车型的售价为29800元，而王某所购车辆的价格高达50000元，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十分明显，涉嫌价格欺诈；最后，该车辆还存在电池故障等质量问题。

鉴于此，王某提出了以下诉讼请求：要求解除购车协议，并请求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项；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退一赔三”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150000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销售公司提出抗辩，指出首先，在销售环节，销售人员已对王某就车辆的性能和特性进行了详尽的解释，王某对车辆的性质是明知的，故不存在欺诈行为；其次，2023年3月21日，工作人员在车辆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进行了道路测试，通过分析车辆仪表盘在测试前后的行驶数据，发现车辆行驶140公里后电池电量还剩20%，这充分证明了车辆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50公里，因此，针对续航里程的争议，我们以实际的路试数据和仪表盘的显示信息为依据，证实车辆的续航能力符合标准；此外，由于车辆配置的不同导致价格有所差异，这并非价格欺诈，而电池进水的问题则是由于王某使用不当造成的，并非产品质量问题。此外，销售公司特别指出，他们已经彻底执行了产品的“三包”责任，不仅在车辆出现故障时提供救援，而且在续航能力检测以及电机异常噪音处理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积极的行动，基于此，他们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要求。

虽不构成消费欺诈 但可以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指出，王某身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在购置涉案车辆过程中，采用了“以旧换新”的方式，而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已向王某明确说明了该车辆属于低速电动车、无需办理牌照、驾驶时无需驾驶证等相关情况。涉案车辆的合格证明上明确标示为“蓄电池场内游览车”，且王某还为此车投保了平安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这表明王某对车辆的性质、价格、使用状况等方面均有了解。王某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由于王某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关于虚假宣传车辆续航里程及质量问题的主张，因此，法院依法判定，驳回了原告王某提出的诉讼要求。

王某对此不满，遂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销售方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车辆电机和电池的问题系车辆在运行过程中进水所致，亦不能证明这些问题是车辆本身的缺陷。同时，证据也无法证明双方就问题电池进行了有效的协商处理。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的判决保持一致。

二审法院指出，该案涉及的是买卖合同方面的争议，核心问题是销售公司是否涉嫌消费欺诈，以及是否可以实施惩罚性赔偿。所谓欺诈，即一方有意向对方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有意隐瞒事实真相，诱导对方作出不正确的决定。低速电动车被纳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类别之中，然而，国家标准化管理机构尚未颁布特定的安全技术规范。因此，这些车辆的生产商和车型尚未得到国家机动车产品监管部门的认可。这导致这类车辆无法完成注册和挂牌手续，也不能合法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往往是无证驾驶状态。

在本案中，销售公司的业务员向王某透露，涉案的车辆属于低速电动车，无需办理牌照，也不需要驾驶证。王某对此车辆的性质已经完全了解。鉴于这种情况，认定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依据并不充分，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因此，对于王某提出的退一赔三，要求赔偿十五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在涉及该车辆质量问题的案件中，销售方未能证实车辆无法启动是由于电池进水造成的，同时亦无证据表明该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电池进水所导致。鉴于销售方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无法证明的法律责任。故此，由于车辆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使得消费者的合同目标无法达成，消费者有权依法解除合同。

综合上述情况，二审法院作出裁决，决定撤销销售方与王某签订的购车协议，并要求销售方退还王某购车款项共计五万元，同时王某需将涉案的电动汽车归还给销售公司。目前，该裁决结果已经正式生效。

消费欺诈抑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在本案中，车辆类型鉴定至关重要。涉案车辆的合格证明上清晰标注为“蓄电池场内观光车”，并遵循《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21268-2014）的相关生产技术规范。该类车辆被限定为座位数在6至23座之间，且属于非封闭式乘用车型。观察涉案车辆，其外观特征表明它是一种封闭式的乘用车型，并且合格证上明确指出其额定乘客容量只有四人，这显然与公路外旅游观光车的特点有着明显的不同。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的相关条款明确指出，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整体重量不得超过55公斤。一旦超过这些限定数值，电动两轮车便会被归类为机动车。在本案中，涉案车辆的合格证明上标明其最大速度为55公里/小时，整车重量为750公斤，这两项技术参数均超出了非机动车的规定范围，故此，涉案车辆应当被归类为低速电动汽车。

在确定合同性质方面，鉴于我国尚未颁布专门针对低速电动汽车的国家安全技术规范，故不宜直接认定涉案车辆的生产与销售存在违法行为。此外，涉案车辆的买卖活动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反映，并且并未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条款。根据合同法的相关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应当认定涉案车辆买卖合同是合法且有效的。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消费欺诈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欺诈指的是商家在交易过程中故意向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故意不披露真实情况，以此诱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决定并与之签订合同。认定消费欺诈需符合数项条件：首先，商家在主观上怀有欺诈的意图；其次，在客观层面，商家确实实施了欺诈行为；再者，消费者因此产生了认知上的错误；此外，消费者基于这一错误认知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最后，购买产品或服务本身即构成消费行为。在本案中，销售公司在销售低速电动汽车时，已向王某提供了车辆的相关信息。

在社会认知的角度分析，王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理应凭借其对社会的一般认知和生活经验，对车辆的性质有所认识。所以，王某并不符合因受欺诈而造成认知失误进而购买该电动汽车的情况。鉴于此，不能将他认定为消费欺诈，因此，对于他提出的按照消费欺诈的处罚规定“退一赔三”的主张，依法不应予以支持。至于王某是否能够获得其他法律上的救济，则需要另外考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在合同执行阶段，若合同目标无法达成，相关当事人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在本案中，销售公司作为一方专业的卖方，依照诚信原则和合同前的义务，有责任向消费者全面透露产品的核心信息。涉案车辆电池存在缺陷，这致使消费者王某购置的车辆无法达成其代步及上路行驶的初衷，故王某依法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要求，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厘定欺诈法律界限 匡正电动汽车交易秩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陈磊

消费欺诈与民法中的欺诈虽然都包含欺诈这一核心概念，但它们在法律上的界限差异显著，成为了区分司法判决和权利保护的关键依据。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第一百四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欺诈制度，该制度以合同签订过程为关键领域，将欺诈行为定义为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掩盖真实情况，导致对方产生错误认知并据此达成协议的法律事实。在此体系内，被欺诈的一方拥有撤销合同的权利，他们可以要求恢复合同签订前的状态，并索要相应的损害赔偿；或者，他们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选择不撤销合同，转而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这一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设立的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机制，它打破了传统民法的补偿原则，建立了一个“退一赔三”的特别责任体系。这一制度不仅涵盖了合同签订与履行全过程的监管，而且在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缺陷、功能夸大等传统欺诈形式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扩大了监管范围，包括数量不足、权利瑕疵、价格欺诈等新的欺诈形式。其法律逻辑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强化对经营者的责任要求，达到了既对消费者实施倾斜保护，又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的双重目的。这两种欺诈制度在本质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主观故意证明标准和错误认识因果关系的判断上，这不仅关系到法律责任的性质，还直接影响到惩罚性赔偿是否得以实施，成为司法审判中必须谨慎确定的要点。

在本案中，车辆所存在的“法律身份上的瑕疵”与产品本身的缺陷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判断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核心逻辑依据。尽管低速电动汽车无法完成注册、上牌以及合法行驶等问题涉及复杂的法律界定，但在目前的市场认知范围内，这类车辆的性质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共识。若经营方在交易环节中已明确告知或通过暗示手段向消费者透露了车辆无法合法上路的核心信息，那么便难以认定消费者因该信息的未披露而陷入了错误判断。从立法宗旨的角度来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机制，其目的是为了惩处那些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恶意欺诈行为。然而，目前低速电动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并未受到法律的明令禁止，并且已经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和消费市场。在这种情形下，若将仅仅涉及法律身份上的小瑕疵视作恶意欺诈并据此实施惩罚性赔偿，不仅与立法初衷相悖，还可能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造成不适当的压制影响。

对消费欺诈与民法欺诈在法律层面的界定，不仅是法律解释学领域的理论议题，更是规范电动汽车交易市场、协调消费者权益与产业发展的实际课题。在司法审判与立法工作中，必须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动产业创新、确保公共安全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认定机制，才能确保市场秩序得到有效整顿，法治环境得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