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电动汽车纠纷引关注！焦作中院判决厘清法律边界

近些年，低速电动车在诸多领域，如产品质量、交通事故以及合同争议等方面，引发了众多法律及社会问题，并且涉及这些问题的诉讼案件数量也在持续上升。近期，河南省焦作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宗涉及购车合同的争议案件进行了审理。消费者在此案中购得低速电动车，但车辆合格证上却标明为“观光车”。由于车辆事故频发且双方未能达成和解，消费者以商家存在欺诈行为为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有必要明确消费欺诈与合同目标无法达成的法律界限，因此依照法律规定，批准了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要求。然而，对于“退一赔三”的索赔要求，法院则做出了不予支持的裁决。此判决不仅为低速电动汽车领域内的法律纠纷处理树立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同时也传达了司法判决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动产业革新以及确保公共安全三者之间寻求平衡的原则。

低速电动汽车事故频发

消费者退车遭商家拒绝

2023年3月7日，王某在河南省温县的一家电动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宝某牌的四轮电动汽车，该车售价为50000元。在销售过程中，销售员君某向王某说明，该车型属于低速电动汽车，驾驶时无需申领牌照和驾驶证，且最高时速可超过55公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据此，王某决定以旧车折价5500元，并支付了44500元现金，最终完成了购车交易。销售公司紧接着为该车辆购买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且提交了车辆合格证等相关文件，合格证上明确指出该车辆属于“蓄电池场内观光车”。

交易一旦完成，该车辆便频繁出现故障。仅仅两天后，车辆首次出现故障，经过售后服务部门的充电处理，勉强恢复了使用。十多日过去，王某提出要检测电池性能和续航能力，销售公司经过路试后确认续航能力符合标准。然而，到了7月12日，车辆电机发出了异常响声，销售公司虽然与厂家协商并定制了新的电机，并在9月份完成了更换，但车辆依旧无法正常启动。技术检测结果显示，该电池存在故障且已受潮，制造商已同意进行维修，但关于运费的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因此，王某以车辆存在重大质量问题、销售方隐瞒了合格证的真正性质涉嫌欺诈为由，提出解除购车合同并索要退款；而销售公司方面则坚决否认存在欺诈行为，并提出通过维修来解决问题。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严重，无法达成和解，王某将此事诉诸法院。

各执一词对簿公堂

退车索赔互不相让

王某看中了低速电动汽车的实用性和便捷性，决定用自己旧的两轮电动车进行折价置换，换购了一辆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然而，他未曾想到，这之后纠纷接连不断。在诉讼阶段，王某提出了以下三个主要诉求：首先，根据《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的相关规定，持有“蓄电池场内观光车”合格证的车辆，其最高速度不应超过30公里，且仅限于在旅游风景区、综合社区、步行街等特定区域内行驶。然而，销售公司并未如实告知车辆的性能和行驶限制，导致王某做出了错误的购车决定，此行为构成了欺诈；其次，销售公司存在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的行为，实际车辆续航里程与宣传不符，同时，店内同款车型的售价为29800元，而王某所购车辆的价格高达50000元，两者价格差异巨大，涉嫌价格欺诈；最后，该车辆存在电池故障等质量问题。鉴于上述情况，王某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要求解除购车协议，并请求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项；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退一赔三”的规定，要求被告赔偿150000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销售公司辩称：首先，在销售环节中，销售人员已对王某详尽解释了车辆的性能和特性，王某对车辆性质有明确认知，故不存在欺诈行为；其次，2023年3月21日，工作人员在车辆电池充满电的情况下进行了路试，通过对比路试前后仪表盘显示的车辆行驶数据，发现车辆行驶140公里后电池电量尚余20%，据此可证实该车的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因此，针对续航里程的争议，我们以路试数据和仪表盘显示信息为依据，证明车辆的续航能力符合标准；再者，由于车辆配置不同导致价格有所差异，这并非价格欺诈，而且电池进水是由于王某使用不当造成的，并非产品质量问题。此外，销售公司特别指出，他们已经彻底执行了产品“三包”的责任，不仅在车辆出现故障时提供救援，还在续航能力检测和电机异常噪音处理等方面展现了积极的态度，因此，他们恳请法院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要求。

虽不构成消费欺诈

但可以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指出，王某身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在购置涉案车辆过程中，采取了“以旧换新”的方式，而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已向王某明确说明了该车辆为低速电动车、无需上牌、驾驶无需驾驶证等相关情况。涉案车辆的合格证明上明确写有“蓄电池场内游览车”字样，而且王某还为该车投了平安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据此可推断王某对涉案车辆的性质、价格、使用状况等均有了解。王某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销售公司有欺诈行为。王某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关于虚假宣传续航里程及涉案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指控，因此，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王某提出的诉讼要求。

王某对此不满，遂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法院经过仔细审查发现，销售方所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涉案车辆电机和电池的故障是由于车辆在运行时进水所导致，不属于车辆本身的缺陷。同时，证据也无法证明双方就问题电池进行了有效的协商处理。至于其他方面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的认定保持一致。

二审法院判定，此案属于买卖合同产生的争执，核心在于销售企业是否存在消费欺诈行为，以及是否能够实施惩罚性赔偿。所谓欺诈，即一方有意向对方提供虚假信息，或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诱导对方作出错误的决定。低速电动车被纳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类别之中，然而，国家相关部门尚未颁布针对性的安全技术规范。因此，这类电动车的生产企业和车型尚未得到国家机动车产品管理机构的批准。这导致这些车辆无法进行注册登记、领取牌照，并无法在道路上合法行驶，驾驶人员往往也缺乏相应的驾驶资格。在本案中，销售公司的业务员向王某透露了涉案车辆属于低速电动车，无需办理牌照和取得驾驶执照，王某对车辆属性已充分了解。鉴于这种情况，认定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的事实依据不足，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因此，对王某提出的退一赔三，要求赔偿1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采纳。针对涉案车辆的质量疑虑，销售方未能证实车辆启动故障是由电池受潮引起的，亦无证据表明故障是在车辆使用期间电池受潮所造成。由于销售方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故此，若车辆因质量问题无法正常行驶，使得消费者合同目的无法达成，消费者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

因此，二审法院作出裁决，决定撤销销售方与王某签订的购车协议，并要求销售方退还王某购车款项共计五万元，同时王某需将涉案的电动汽车归还给销售公司。目前，这一判决结果已经正式生效。

消费欺诈抑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在本案中，车辆性质的确定至关重要。涉案车辆的合格证明清楚地标注为“蓄电池场内观光车”，并遵循《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21268-2014）这一生产技术标准。根据该标准，此类车辆被定义为座位数在6至23座之间的非封闭式乘用车辆。审视涉案车辆，从其外观特征来看，它属于封闭式的乘用车型，并且合格证上明确指出其额定乘客容量仅有四人，这显然与公路外使用的旅游观光车的特点有着明显的不同。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明确指出，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速度不得超过25千米/小时，整体重量不得超过55千克。若电动自行车的速度或重量超出这些限制，则会被视作机动车。在本案中，涉案车辆的合格证明显示，其最大速度和整车重量分别为55千米/小时和750千克，这两项指标均超出了非机动车的规定范围，因此，涉案车辆应当被归类为低速电动汽车。

在确定合同性质方面，鉴于我国尚未颁布专门针对低速电动汽车的国家安全技术规范，故不宜直接认定涉案车辆的生产与销售涉嫌违法。此外，涉案车辆的买卖行为反映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且并未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条款。根据合同法的原理及司法实践经验，应当认定涉案车辆买卖合同是合法且有效的。

本案的核心争议集中在消费欺诈的认定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欺诈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商家有意向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或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以此诱导消费者作出不正确的决策，进而与之签订合同的行为。认定消费欺诈需符合数个条件：首先，商家在主观上怀有欺诈的意图；其次，在客观层面，商家已实施了欺诈行为；再者，消费者因此产生了认知上的偏差；此外，消费者基于这种错误认知做出了不正确的表示；最后，购买产品或服务本身即构成消费行为。在本案中，销售公司在向王某销售低速电动汽车时，已经向他提供了车辆的相关信息。此外，在社会认知的角度分析，王某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依据普遍的社会认知和生活经验，本应对该车辆的属性有所认识。因此，王某并不符合因受欺诈而造成认知失误进而购买该电动汽车的情况，所以不能将其行为定性为消费欺诈。基于此，王某提出的按照消费欺诈的处罚标准“退一赔三”的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至于王某是否能够寻求其他法律途径获得救济，则需要另外讨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在合同执行期间，若合同目标无法达成，相关当事人可依法终止合同。在本案中，销售公司作为专业卖方，依照诚信原则和合同前义务，有责任向消费者全面揭示产品的重要信息。涉案车辆电池存在缺陷，致使消费者王某购置的车辆无法达到代步和上路行驶的预期功能，因此王某提出依据法律解除合同的诉讼要求，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专家点评

厘定欺诈法律界限 匡正电动汽车交易秩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陈磊

消费欺诈与民法中的欺诈概念虽然具有共同的核心，但在法律层面上存在明显的界限，这些界限是进行司法裁决和提供权利救济的关键依据。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第一百四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欺诈的相关制度，这些制度以合同签订过程为关键领域，将欺诈行为定义为故意编造事实、掩盖真相，导致对方产生错误认知并最终达成协议的法律事实。在此制度框架内，被欺诈的一方拥有合同解除的权利，他们可以要求恢复合同签订前的状态，并索要相应的赔偿，或者根据自身意愿选择不撤销合同，转而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和当事人自主决定的精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设立的消费欺诈惩罚性赔偿机制，超越了传统民法的填补损失原则，确立了“退一赔三”的特别责任机制。这一制度的规范范围不仅涵盖合同签订与履行整个流程，而且在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缺陷、功能虚假标注等传统欺诈形式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扩展到了数量不足、权利瑕疵、价格欺诈等其他欺诈情形。其法律逻辑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强化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旨在同时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双重目的。这两种欺诈制度的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对主观故意证明标准和错误认知因果关系的判断上，这不仅关系到法律责任的性质，还直接影响到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是司法实践中必须谨慎确定的要点。

在本案中，车辆存在法律上的瑕疵与产品本身的缺陷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判断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核心依据。尽管低速电动车无法办理注册登记、合法上路的问题涉及到复杂的法律判断，但在目前的市场认知范围内，这类车辆的性质已经达成社会普遍共识。若经营方在交易环节中已明确告知或以暗示方式向消费者透露了车辆不具备合法上路条件的核心信息，那么便难以判定消费者因该信息的隐瞒而产生了误解。从立法宗旨的角度来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机制，其目的是为了惩处那些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恶意欺诈行为。然而，目前低速电动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并未受到法律的明令禁止，并且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消费市场。在这种情形下，若将法律主体的轻微瑕疵与恶意欺诈行为等同视之，并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不仅偏离了立法的初衷，还可能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压制。

对消费欺诈与民法欺诈在法律层面的界定，不仅是法律解释学领域探讨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规范电动汽车交易市场、协调消费者权益与产业发展的实际议题。在司法实践中，立法活动必须致力于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动产业创新、维护公共安全等方面实现动态平衡，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认定机制，以确保市场秩序得到有效整顿，法治环境得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