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标的转让规则的规范构造及其完善——以《保险法》第49条及《保险法解释（四）》第1条为中心

1. 提出问题

关于保险标的转让对保险合同的影响，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实现了从“个人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目前尚不清楚的问题是：转让主体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转移对保险合同的效力是保险合同的一般转移还是仅是被保险人身份的转移？受让人继承的义务是否包括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已经发生的保险金请求权是否也随保险标的一起转移？当事人能否约定排除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适用？ 《保险法解释（四）》第一条根据销售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界定了保险合同的权利行使主体。对风险负担规则是否存在误解？此外，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采取“唯物主义”的立法范例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了事后风险控制，以平衡保险人的利益。值得问的是，《保险法》的事后控制机制是否完善？是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2.“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

规范目的和模型选择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采用的是“物质主义”，但英国、美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等国均采用“属人主义”。 《欧洲保险合同法原理》（PEICL）也坚持“个人主义”，表明“唯物主义”不是一个普遍的公理。因此，有必要探讨《保险法》第四十九条改为“唯物主义”的规范目的，为本文后续解读奠定基础。理论和立法的基础。

据立法机构解释，将《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实质主义”，以避免保险合同中设立窗口期。此外，从精算角度来看，保险标的的转让通常不会改变保险合同原有的精算基础，“唯物主义”原则除了保护受让人的利益外，还具有维持保险合同原有精算基础的作用。客户并避免向保险公司提出新的招揽。对保单持有人的好处。不难看出，“唯物主义”主要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在法律政策上有其基础，但在法律理论上如何解释呢？

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标的的转让与保险合同债权的转让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保险标的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保险合同索赔的同时转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利益的主体由被保险人变更为受让人。转让后，保险合同虽仍有效，但保险标的的主体不再是被保险人。 ，因此由受让人继承。但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权利不属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所享有的从权利，不适用从权利随主权利一并转让的法律规定。在非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受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总会面临法律障碍。可见，“唯物主义”并非法律原则上的必然，而是法律政策上的选择。

事实上，两款车型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在遵循“人身主义”的法律制度中，一般允许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的延续。在采用“实质性原则”的立法案例中，通常赋予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延续的权利。以及受让人终止保险合同的权利。在对《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结构进行解释时，不应盲目将“客体主义”绝对化，而应秉持保护受让人、制衡保险人的立法目的，并在规范目的内的合理解释。同时，在提出立法建议时，还要重点关注《保险法》的平衡修正机制是否完善，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3、保险标的转让的标准化结构：

解读与审查

(一)转移科目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没有明确保险标的由谁转让。但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保险标的转让时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的通知义务。由此看来，被保险人的受让人似乎是与保险标的转让发生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2)保险合同为了受让人的利益而继续存在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标的的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文本含义可能存在一些缺陷，应予以排除。诚然，保险标的受让人在继承被保险人地位后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如维持保险标的风险的义务、危险程度增加时的通知义务、减少危险程度的义务等。保险事故发生后的损失等。但是，这些义务都是性质的。这不是真正的义务，严格来说它不是义务。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保险标的受让人是否承担给付义务。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承担保险合同中的给付义务。赔付义务由投保人承担。当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时，毫无疑问，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没有给付义务；即使投保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投保，因而具有被保险人身份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时，受让人也不继承给付义务，其理由是，虽然投保人转让保险标的物时，受让人也不继承给付义务。转让人具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双重身份，每个身份都有自己的法律地位。作为被保险人，转让人仍然没有支付义务。受让人既然继承了被保险人的身份，自然不继承投保人的给付义务。认为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的义务，会导致合同非当事人承担合同债务，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极其不恰当的。

（三）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身份的时间

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地位的时间，即为保险标的的转移，而保险标的的转移，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指财产的转移。这是财产保险的标的物及其相关利益的权利。属于转让。但根据《保险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保险标的物已交付受让人但未依法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由受让人承担损害风险。保险标的物发生或者灭失的，被保险人有权行使权利。不难看出，根据该条的解释，《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转移并非所有权的转移，而是风险的转移。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偏离字面意思，将保险标的的转移理解为风险的转移？二、保险标的风险转移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前者涉及保险利益如何确认，后者涉及风险负担规则。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的地位随保险标的的转移而转移，是因为保险标的转移时，保险利益也转移给受让人。因此，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身份的时间应当正是保险金转移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利益转移时间与保险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保险利益的转移与风险负担有关，而《保险法》第十二条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已放宽至包括一切合法利益，因此应包括买方承担的风险保险标的物转移时。可见，《保险法解释（四）》第一条以经济保险利益理论为基础，表现出与风险负担理论的理论联系。

诚然，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保险利益并不限于所有权。然而，《保险法解释》第一条（四）依据风险负担理论确定保险利益归属时，首先要明确保险的底层风险到底是什么？在民法理论中，风险通常有以下三种含义：一是财产的风险，解决财产损失由谁承担的问题；二是付款风险，重点是当债务人无法根据合同支付所欠付款时，就不再承担进一步的付款义务；三是偿付风险，即债务人在没有进一步偿付义务的情况下，如果确定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是否能够获得偿付。从经济学角度看，三类风险的承担者都可能因标的物毁损或灭失而遭受损失，因此都具有保险利益。但需要区分的是，这里面临的问题并非上述三种风险之一。承保人能否保障自身经济利益或主张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取决于保险标的受让人何时继承被保险人的地位。既然受让人继承被保险人地位的前提是继承其保险利益，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保险合同保护哪些利益？该利益是否转移给受让人？显然，保险合同签订时，被保险人就享有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其保险利益表现为所有权权益。保险合同保护的正是这种利益。从风险的角度描述，所有权利益对应着标的物的风险，因此保险合同承保了标的物的风险，这也符合民法上标的物的风险由所有者承担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受让人只有在取得所有权后才能继承被保险人的所有权权益并承担财产的风险。即使根据风险负担理论确定保险利益的归属，其结论也不应改变。

《保险法解释（四）》第一条所称风险，并非实体风险，而是指其他风险。司法解释起草者指出，根据当时销售合同中风险负担的实证法律规则，即《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现行法律为《民法典》第六百零四条），损害或者赔偿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不影响标的物的灭失。发货前由卖家承担，发货后由买家承担。因此，完成交付并承担保险标的毁损或灭失风险的受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让与人仅具有形式上的、空的所有权。显然，《保险法解释（四）》第一条将保险标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依据的是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而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将解决因当事人原因造成损害时标的物无法支付价款的问题。因此，根据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制定的保险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保险标的毁损、灭失的风险”不属于实物风险，而是投保后的价格风险。标的物被毁坏或丢失。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反过来了。既然受让人在收到货物后承担了价格风险，而该风险并非保险合同所保险的利益，那么如何适用《保险法解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如果受让人在取得所有权之前继承了被保险人的身份怎么办？从逻辑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最高法院试图通过同时收取保险金和销售合同价款来实现公平，避免转让方的双重利益。笔者自然不会质疑这一目标的公正性，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没必要专门创设违背法律原则的特例。事实上，因标的物毁坏、灭失而获得替代品并不是保险法中的特有问题。房屋交付后、过户登记前纳入拆迁范围。约定保留所有权的标的物在受让人占有且下落不明的情况下被他人掠夺。 ，都面临着避免业主双重利益的问题。此时，显然不能根据价格风险负担规则来判断拆迁补偿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归属。该问题应当按照民法原则纳入买卖合同。 《德国民法典》第285条明确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移交为负担标的物取得的替代物，在未能支付且受到平等对待的情况下，任何替代负担标的物的财产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很重要。涵盖所有利益，包括向受损标的物的保险人索取保险金的权利或向损坏标的物的第三方要求赔偿的权利。 《民法典》尚无类似规定。从理论上讲，类推适用不当得利规定是过渡时期的方法之一。

最后要应对的是价格风险转移后转让方的保险利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受让方承担价格风险后，转让方仅享有形式所有权和空所有权，因而否定转让方具有保险利益。这种看法太武断了。转让方至少仍然承担财产的风险。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由于受让方承担价格风险，转让方的经济损失最终被转嫁。必须明确的是，这种理解是基于转让方对受让方的责任。前提是转让方不承担其他义务。事实上，德国民法典第285条和中国法律中不当得利的规定都可以赋予转让人移交保险金的义务或请求保险金的权利。那么，怎么能说人们没有保险利益呢？更重要的是，保留所有权的同时，还存在价格风险负担与所有权归属分离的问题。此时，让与人保留所有权所取得的担保权益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呢？一个人怎么能说一个人的头衔是空的，没有保险福利呢？

（四）已发生的保险金请求权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给他人的，因保险事故而请求保险金的权利是否也随之转移？从字面来看，《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并没有将保险标的的转移时间限制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同时，因保险事故而产生的保险金请求权当然属于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权利。据此，受让人似乎可以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顺利继承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项下的索赔不仅体现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对保险金的索赔，还体现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标的的风险继续由保险人承担的受保护状态。 。 。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的索赔主要以受保护的持续状态的形式出现，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这种持续状态就实现为保险赔偿的索赔。保险标的物转移后，保险标的物的风险将继续由保险人承担，受让者对其有利害关系，因此需要继续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然而，保险金的索取权却有所不同。实现后，就会与保险标的不同。风险承担关系被切断，不再是对保险标的物的保护，而是被保险人的独立财产权，可以与保险标的物分离并单独处置。因此，受让人虽然接受了保险标的，但并不与所发生的保险金索赔不存在相关利益。分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目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的地位因保险标的的转移而自动转移，是因为保险标的的转移导致保险利益转移给受让人。保险标的的转移。让某人购买另一份保险的不便意味着他们将继续受到保险合同的保护。由于受让人不会对因保险标的转让而已经发生的保险索赔享有任何利益，法律自然不需要提供特殊保护。因此，已经发生的保险索赔，不适用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正确的。

（五）当事人是否可以协议排除

当事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作出与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不同的约定吗？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判断《保险法》第四十九条是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必须从其规范目的出发。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主要是为了保护保险标的物受让人的利益。但受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无权决定保险合同的内容。如果允许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作出除适用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之外的其他约定，可以想象的结果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各自只顾自身利益而订立合同，缺乏充分考虑。为受让人利益服务的意图。这样，《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目的就落空了。一般来说，涉及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市场交易安全、善意第三方利益保护等重大事项时，法律中有永久性的强制性规定，排除当事人的意志自由。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涉及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应理解为相对强制性规范，即当事人只能订立有利于保险标的物受让人的协议。 。

四、完善保险标的转让规则

立法建议：

学习与扬弃

（一）增加保险人随意取消的权利

各种采用“从属主义”的立法行为并没有使自然转移的效力绝对化，而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衡机制，以兼顾保险人的合法利益。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虽规定了保险人的解除权，但条件过于严格，与《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保险标的风险显着增加时保险人的解除权存在一定重叠。法律。笔者认为，赋予保险人随意终止的权利更为合理。保险合同是高度个人化的合同。被保险人的客观情况和主观因素是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估算保险费的重要依据。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采取“唯物主义”立场，只是为了规避保险窗口期，无意将保险人和受让人签订双方都不愿意签订的合同。确实，受让人在取得保险标的时可能没有时间签订新的保险合同，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需要保险。然而，经过一段缓冲期后，可以预期受让人会意识到他需要保险。 ，也有充足的机会了解保险市场，选择签订对自己经济上更有利的保险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对受让人进行过度保护，违反保险合同的高度人身性和合同自由原则，牺牲保险人的利益。因此，笔者建议，今后修法时，可以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在收到保险标的转让通知后，有权有权在通知受让人一个月后终止保险合同。 。之所以解除通知自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是为了给受让人一个缓冲期，以签订新的保险合同。

（二）增加受让人的拒绝权

受让人有权拒绝。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使受让人自然继承被保险人的地位，主要是为了保护受让人的利益。没有理由拒绝受让人“以爱的名义”自愿放弃这种保护。更重要的是，受让方选择另一家保险公司也有其自身利益。毕竟不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商业信誉不同，受让方新的保险合同也可能规定更优惠的承保条件。比较法中已有这方面的先例。

拒绝权不是终止合同的权利。受让人继承了被保险人的地位，因此受让人是保险合同的第三受益人。根据合同受益第三人原则，合同解除权只能属于合同当事人。因此，受让方无权解除。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益第三人可以在合理期限内明示拒绝依据合同取得的权利。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受让人自然继承被保险人的地位，成为保险合同的受益第三人。这与当事人签订第三方受益合同时第三方的情况类似。因此，今后修改法律时，应增加条款，承认受让人有权拒绝继承被保险人的身份。

（三）投保人随意解除合同权利的限制

由于投保人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享有随意终止权，因此保险标的转让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再具有保险利益，更有可能行使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终止保单的权利。如果如此，《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保护受让人利益的规范目的就落空了，因此应当审查是否有必要对投保人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进行限制。据立法机构解释，《保险法》第十五条之所以规定投保人享有任意解除权，是因为投保人为了维护自身的保险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而保单持有人有权处分其权利。不难看出，立法机关没有考虑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的情况，也没有考虑保险标的转让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地位的分离。 。笔者认为，在保险标的物转让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保护受让人利益的规范目的。因此，应类比保险人随意终止的权利，给予受让方一定的缓冲期。保险标的转让后，投保人行使解除权的，应当通知受让人，保险合同自通知到达受让人一个月后终止。

（四）强化转让通报义务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保险标的转让的通知义务。根据该规定，保险标的转移导致风险程度显着增加的，保险人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定增加风险数额。保险费或合同取消。按照否定的解释，如果风险程度没有显着增加，受让人当然会继承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此时，通知的意义只是让保险人知道受让人继承了被保险人的身份。如果仅当转移导致危险程度显着增加时，通知义务才有意义的，可以按照《保险标的物的危险程度显着增加》的规定，以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着增加时的通知义务代替转移通知义务。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此外，《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风险程度未显着增加的情况下，通知义务无效，对保险人不公平。保险合同是高度个人化的合同。保险人对了解保险标的物转让事实享有合法权益，如识别保险金索赔人、评估保险标的风险、确定风险控制义务人、明确其是否有权终止等。意愿的满足和行使对象等，因此有必要增加规定，明确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德国保险合同法》很好地规定了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这与保险人的解除权是一致的。上文已提出，今后法律修改时，保险人在收到保险标的转让通知后，向受让人一个月通知后，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笔者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第97条第1款的规定，当保险标的在未通知保险人的情况下发生转移时，则推定保险人将行使随意撤销权收到通知后。对于应当向保险人送达转让通知书一个月后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5. 结论

目的是所有法律的创造者。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修改为“实质主义”，目的是为了规避保险利益转让给受让人后的保险窗口期，以保护受让人，同时，也算是维护了保险公司的客户。在解释《保险法》第49条的规范结构时，应维持立法保护和平衡保险人的规范目的，并应在规范目的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解释。在立法方面，保险法在纠正保险公司利益的平衡方面并不完美。因此，在将来修改法律时，建议添加保险人随意终止的权利，加强通知转让的义务，添加受让人的拒绝权，并限制保单持有人的权利。随意终止的权利，以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