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22年《生活日报》停刊，悬崖之边的纸媒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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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里长亭，总会有所不同。

2020年元旦清晨，陪伴济南人22年的《生活日报》不再出现在街头。提前两天印出的停止信息，宣布告别报纸，迎接互联网，成为该报的绝唱。

山东媒体朋友圈里，一张《生活日报》全体记者举起最后一张报纸的合影，成为2019年最后一次登上荧幕。进入2020年，他们将被分流到山东省其他报刊上。大众报业集团又开始了新的未知的征程。

刚刚过去的2019年，停报潮依然强劲。

年初，《赣州晚报》、《郴州新报》、《新商报》、《亳州新报》、《新知报》、《春城地铁报》先后宣布停刊。

年中，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的《发展导报》、《三津都市报》等多家城市报纸停刊。

年底，《生活日报》、天津《城市快报》、《上海财经报》也发布停刊公告。 2019年，已有20余家报纸宣布停刊，停刊地区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转移。传播。

平面媒体的衰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2019年，无论从发行量、活跃记者数、活跃报纸数、广告收入来看，都在强化一个结论：

印刷媒体正处于悬崖边缘。

对于报纸这个已有200多年历史、寄托着公众真情的媒体形态来说，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如何找到社会传播融合发展的方向？

从大众读者的角度来看，谁来保护日益下滑的社会道德和求真？

“生活”还在继续，“日常”已经不在了

拥有近亿人口的山东和拥有600万人口的省会济南，历来都是平面媒体的重要发行中心。连续出版81年的《大众日报》和巅峰时期发行量超过120万份的《齐鲁晚报》是山东报业的高光时刻。

其中，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1997年创刊的《生活日报》在报业竞争最激烈的省会济南留下了印记。

在《生活日报》的介绍中，这份主要发行于济南地区的城市报纸被描述为山东省第一份城市生活早报。曾担任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现已去世的王大千成为《生活日报》首任主编。

澎湃新闻找到王大千1998年6月在《青年记者》上发表的文章：为了早日实现向报业集团的转型，大众日报党委决定在《齐鲁晚报》成熟后开启另一种生活。一种早报。 《生活日报》创刊后，为了加快发展步伐，报社党委为报社制定了灵活的政策。 《生活日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报纸改革的“试验田”。

王大千在文章中说，《生活日报》刚创刊时是一份周三报纸，有4版和8版。 1997年7月1日由周三报纸改为日报，同年10月1日扩大至12版。 1998年元旦增至16页（7月起周末增补24页），一年内迈出三大步。发行量从一万多册增加到目前的二十万册，并实现济南、青岛同步印刷，走出了一条大胆改革、冲刺起步、超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

此外，在《生活日报》创刊20周年特刊中，时任主编廖陆川也撰文回忆：“20年前的此时此刻，有一群充满活力、济南经十路大众日报大厦12楼的热心人，在他们手中，诞生了山东省第一份城市早报，当时我还不到30岁，我是10楼《齐鲁晚报》的记者，我赶到现场抢新闻的速度很快，但我也明显感觉到楼上这些新朋友的活力四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量、情感和努力。”

廖陆川还在文中提到，20年零7300天，在这长卷里，有《红岩魂》展览引起的全城轰动，有读者对《红岩魂》深度报道的赞誉。有《生活周刊调查》，有邀请“八千名新疆女兵回家看看”的催泪故事，有《大众证券周刊》创造的红遍山东的传奇全国各地，生活日报交友大会首次启动时，出现了千佛山千佛山的盛况。 。还有画卷的背面，编辑部堆放的读者发来的横幅，晚上睡在值班室一接到电话就走的兄弟们，还有编辑们熬夜的笑声。下班后去啤酒摊吃夜宵……

巅峰时期，《生活日报》日发行量超过40万份，成为《齐鲁晚报》的有力僚机，与《济南时报》、《山东商报》在主战场上短兵相接。在济南。

与此同时，带着报纸创新改革印记诞生的《生活日报》，每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往往会打破常规，利用特刊、特刊、周刊等形式集中火力。并聚焦重点，常常成为山东媒体的亮点。

“纸”在掉落，“人”在消失

在今年的口碑电影《送我上云端》中，姚晨饰演一位硕士记者，却被乡镇企业家嘲讽：“还当记者？你就是出去跑业务，连《纽约时报》都跑出来了。”已经停止出版了……”

面对屈辱，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姚晨考虑到手术需要一大笔资金，于是接下了为老板父亲写书的生意。即使生意结束了，我还是要忍受老板的羞辱——“作为记者，你的价格不低，但我买得起！哈哈。”

这个让媒体人感慨万千的片段，就像阅读方式转变之前《生活日报》的无奈和徒劳。这是不可逆转的。 2020年选择停刊，也成为整个纸媒行业持续下滑的一个缩影。

2018年《中国传媒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报纸行业广告与发行继续呈现“双重合”趋势：整体市场下跌14.8%。其中，报纸广告市场下滑超过30%，整体市场规模不足150亿元。

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具有报道资格的记者证的共有231564人。和电视，包括 84,761 名报纸记者。人，比以前稍微高了一些。

但官方数据背后，美通社发布的《2016年中国记者职业生活现状和工作习惯》显示，超过80%（80.6%）的中国职业记者月薪低于1万元，其中30名%（32.2%）%）的记者月收入低于5000元。

而且，工作6-10年、11-20年的记者收入并没有随着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加而明显增加。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这样的收入曲线显然无法长期支撑新闻事业的理想。

因此，超过一半（55.6%）的主编级受访者表示“不看好所属媒体的发展前景”是离开现职的主要原因。其中，33.3%的主编级别受访者会考虑转型公关、营销。等待工作； 37%的平面媒体记者选择离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一直关心记者之王——调查记者的生存状况。他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发现，调查记者行业正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数量下降高达58%；已缩减至7家传统媒体和2家新媒体机构。 《考察湘军》日渐式微，职业认同感明显下降，工作自主空间缩小，职业忠诚度更加不确定。

即使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关于传统媒体人因压力、抑郁、疲惫而过早死亡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11月20日，新华社国际部特稿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在北京办公室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去世； 11月22日，新华社江西分社高级记者徐勇、社党委专职副书记宋振平因病去世。

三天内两名资深记者去世，标志着2019年全年至少有15名记者死亡。

因此，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媒体环境下，记者这个职业不仅危险、辛苦，还面临着失业、收入下降、竞争加剧等各种压力和挑战。当危险和责任倍增时，记者这个“无冕之王”从未像今天这样沉重。

“传播”在变，“媒介”在撼动

一脚踩在意识形态的战舰上，一脚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海，传媒行业的特殊性使其在传播格局发生巨变的时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2019年8月，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中心（CTR）、中国广播电视台索福瑞传媒研究中心（CS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2019）》，我国传媒业已是总规模超2万亿元的潜力产业。

“与全球媒体产业2万亿美元的总规模相比，中国媒体产业发展规模已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媒体产业的1/7。”媒体蓝皮书指出，当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媒体产业的规模应该与之相匹配。

在2万亿元的传媒产业中，有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网络广告、网络游戏、广播电视广告四个超千亿元的子行业。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图书销售收入达到894亿元，行业规模排名第五。相比之下，平面媒体规模已缩水至不足150亿元，日益滑落到媒体行业的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在蓝皮书关于传媒行业发展的报告中，增速放缓成为最刺耳的警钟：

据蓝皮书研究团队统计，传媒行业增速持续下滑，从上年的16.6%下降至10.5%，2019年很可能放缓至10%以下。传媒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入的结构调整。”

传媒行业的深度调整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渤海证券2019年前三季度文化传媒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传媒行业整体营业收入同比仅增长1.50%，整体增速低于整体水平A股。利润方面，文化传媒行业营业利润同比下降12.98%，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5.91%。行业整体基本面仍处于底部阶段，业绩增长相对竞争力不强。

从市值来看，文化传媒行业最大的五个子行业按经营状况排名依次为：互联网>营销>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影视动漫。其中，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出版和广告。与媒体蓝皮书的结论一致，传统广电行业收入大幅下滑，首次被网络音视频超越。

正如《传媒蓝皮书》主要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崔保国教授对当前传媒行业的评价：

受宏观经济调整、媒体政策改革和内容监管调整的影响，中国传媒业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传媒业发展进入大众自媒体传播时代，大众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多种媒体形态并存、相互竞争。

尽管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在这种区分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被归为传统媒体。形式上，普遍影响力下降，收入断崖式下跌。

接下来，在数字经济、网络空间、5G、人工智能发展的推动下，传媒行业将迎来新的趋势，但竞争形势也将变得更加复杂，出现新的研究课题、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内容。产业范式还需继续探索。

“纸”尚存一丝光芒，“媒介”如何转型？

近十年来，平面媒体转型一直是媒体行业的核心和焦点，各界人士都在为其谋划策略。其中，《中国记者》值班编辑、新华社新闻学院主编陈国权在新闻理论期刊《新闻论坛》上指出了平面媒体转型的十大转型模式，给一些人带来了启示。程度可以概括行业的主流趋势：

特刊专版模式、运营托管模式、媒体智库模式、舆论服务模式、版权收费模式、社区下沉模式、全案营销模式、强化发行模式、扩大发行模式、退出清算模式。

这十大模式近年来被人民日报舆论服务部、南方都市报媒体智库等中央和地方媒体不同程度地尝试过。他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在收入和影响力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分数。但这些局部的突破和进步尚未形成可供全行业复制和借鉴的成熟模式。

相反，当报业改革进入深水区时，转型改革“变形”下员工的“神奇变化”更值得业界关注。

连云港日报副社长兼首席记者石连山近日在《媒体观察》杂志上呼吁：

报业转型从最初的“报网融合”发展到如今的“一网两微一终端”，并逐渐成为标准。在关注新媒体形态、跟进新传播形态时，必须警惕应对策略不准确和环境变化。失误、定向锚定错误和风险管理失败

中国新闻媒体融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进博士也在中国新闻媒体融合研究中心官方自媒体频道《媒体融合在中国》撰文提醒：

平面媒体的融合发展不能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前途光明，没有出路，只有领导的赞扬，没有市场的认可。

纸媒自建客户端不但没有带来收入，反而成为负担；中央厨房前景广阔，需要巨大的投资。不理顺体制、机制、流程，就必然成为面子工程。当前几年积累的财政补贴和投资无法弥补持续赤字时，“灰犀牛”的风险就不可避免地来临。

长期生活在体制内的记者已经失去了洞察力和危机感。他们就像井底之蛙，或者温水煮青蛙，感觉不到那头巨大的灰犀牛蹲在哪里。

2019年，由于新媒体监管加强，商业平台加大了从传统媒体挖人的步伐，了解新媒体、拥有丰富采编经验的“把关人”成为抢手货。报业人才流失现象将继续加剧，而留下来的人则坚守、观望、悲观抱怨，导致工作上的抵触情绪，稍有不满就说三道四，有时还趾高气扬。有时候还会贬低...

结尾

让我们回到本文上一段提到的电影《送我上去》。

姚晨饰演的记者盛男承受着生存的压力和疾病的折磨。他的尊严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他的感情只是无声的冷笑。

虽然这部2019年的口碑电影看起来很压抑，但它很好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媒体记者面对金钱社会的不适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失落、彷徨和不断的自我否定。的内心世界。

印刷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现在大势已去，仍有风景独特的孤岛，但衰落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2019年底，鸡西平面媒体记者面临着拖欠一年工资，仍坚持或受苦的消息，让每一个平面媒体从业者百感交集。

那些近年遭遇停刊、拖欠工资却依然坚持下来的媒体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才华横溢的人，他们都努力工作、满怀激情。然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时代的狂风很快就会毁灭他们。你被带离原来的轨道并被吹向未知的方向。

作为一名曾经的平面媒体记者，尽管我早已远离报纸，早已习惯了没有报纸的生活，但我的心里仍然有一丝光明和一丝牵挂。希望伴随几代人成长的报业也能蓬勃发展。 “送我去青云吧。”

文字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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