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涛购车遇问题，车辆故障还限载，诉至法院合同被判无效

于涛并未获得北京市的小客车购买资格，然而为了日常出行便利，他还是在蓝天公司的车辆销售点购买了一辆标价33.2万元的“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然而，车辆过户后，于涛发现车辆存在空调无法制冷、虽然标称七座但实际上只能载两人、无法进行个人年度检验等问题。于涛认为，销售方并未如实告知车辆的真实状况，因此将蓝天公司告上了法庭。

海淀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该合同失去效力，蓝天公司在扣除2万元作为折价款之后，将31.2万元的购车款退还给了于涛，随后于涛将车辆归还给了蓝天公司。

于涛声称，在2022年9月，他前往蓝天公司的汽车销售点选购了一辆七座SUV。在购车过程中，他要求查看该车辆的行驶证，销售员出示的是一本标明核载5人的行驶证。车辆过户之后，他发现空调系统出现了无法制冷的问题。进一步检查行驶本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后，他发现该车辆的核定载人数仅为2人。经核实，蓝天公司确认了其载客量为两人，并提出了退换要求，但公司方面对此表示了拒绝。在2023年3月进行车辆年检时，该公司被告知无法进行个人检车。该公司认为，蓝天公司的销售人员从始至终未告知涉案车辆仅能容纳两名乘客，也未提及不能进行个人检车的情况，这种行为构成了欺诈。因此，该公司将蓝天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购车合同，并退还33.2万元的购车款，同时要求对方支付三倍的赔偿金，即99.6万元。

蓝天公司提出抗辩，声称其行为不构成欺诈。合同中清楚地注明，涉案车辆属于“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公司已按照约定为于涛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车辆能够进行常规的年度检验。如果于涛感到不便，公司愿意代为办理年检，但相关费用需由于涛承担。至于空调问题，于涛可以自行进行维修，并且双方已签署了一份免责协议。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该《资产处置合同》实质上属于涉及车辆销售的买卖协议。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明确规定：“任何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民事行为均属无效。”法院经审查认定，于涛购置涉案车辆并非出于专项作业用途，实则系因家庭或个人出行所需，却因缺乏北京市购车指标而进行购买。蓝天公司在销售该车辆时并未附带专项作业设备，且于涛支付的购车费用亦不足以支付设备购置费用。由此可见，蓝天公司销售该车辆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提供小型专项作业车，而是为了向那些有家庭或个人出行需求但无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的个人提供乘用小客车。据此，可以断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规避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扰乱了北京市对小客车配置指标的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合同应属无效。于涛及蓝天公司均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各自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涉案车辆已被于涛使用超过4万公里，法院在权衡各方责任和利益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决定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为2万元。

最终，法院判定该买卖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蓝天公司在扣除两万元作为折价款之后，将31.2万元的购车款退还给了于涛。同时，于涛也将该辆机动车返还给了蓝天公司。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任何违反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民事活动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本案中，于涛由于不具备北京市小客车购买资格，通过购置标称为“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车辆来绕过限购规定。尽管蓝天公司清楚该车辆的实际使用目的，却依然参与了交易过程。双方进行交易的实际意图仅限于个人用途，而非特定项目作业，他们的行为本质上是以虚假的身份来掩饰非法动机，这种做法扰乱了政府对于交通资源合理分配的秩序，同时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该合同从一开始就应当被视为无效。

在本案中，买卖双方均有过错行为。于涛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规避政策限制，而蓝天公司作为专业的销售主体，未能如实告知车辆的实际使用限制，包括载客人数和年检要求等，甚至提供了虚假的行驶证信息。由于双方的违法行为，合同最终无效，各自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易过程中，消费者需强化对合法合规的认识。即便如于涛因购车指标限制而采取“曲线购车”的方式，这样的做法也无法确保个人权益得到保障，甚至可能因合同无效而遭受财产损失。消费者应当借助合法途径来满足自身需求，切勿轻信商家关于“规避政策”的承诺，以免陷入维权的困境。在经营活动中，商家承担着更为严格的谨慎责任。蓝天公司作为销售领域的专业机构，尽管清楚车辆的实际用途与描述不符，却依然参与了交易，其做法已违反了法律规定。在商业活动中，商家理应坚守诚信经营的基本准则，不得因追求眼前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利益。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