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么被阿里全资收购背后：张旭豪出局倒计时与对赌协议？

一切只是刚开始。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饿了么的始创人张旭豪通过内部函件《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首次向外界透露企业整体出售予阿里巴巴集团的消息，该内部函件亦可视为离别文书。自2016年4月饿了么拿到首笔12.5亿美元融资起，至2017年4月第二笔4亿美元投资落定止，阿里巴巴的持股比例已攀升至32.94%，位列第一大股东，此后便能够替换饿了么的管理班底，同时掌握一票否决的权力。

自从阿里资本开始参与，张旭豪以及原有管理团队的离开就进入了最后阶段，毕竟这种情况在整个行业里只有王兴是个特例。

那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期限是到今年三月份结束，而且条件是必须在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盈利，因为我清楚记得2017年六月份到2018年四月份那段时间，公司上下都在强调要平衡账目，甚至最后提出每笔交易都必须盈利，如果办不到也无可奈何，虽然张旭豪每个季度都会喊话要打响本季的战斗来激励大家，我想他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

前饿了么的员工透露给朱思码记，尽管这家公司扎根上海本地市场，但覆盖面仅达到六成上下，对于2014至2015年才崭露头角的企业而言，2015年O2O热潮退去后若缺少资金注入，便无力开拓二三级城市，美团的线下推广能力明显强于饿了么，那位在千团大战中脱颖而出的王兴绝非等闲之辈，他掌握着精准评估商家发展前景的成熟策略，加上源自阿里供应链团队的血脉传承，更关键的是，背后得到腾讯在流量与资金层面的双重扶持。

然而最多只能在上海市内与美团竞争，一旦离开上海市区，所面临的情况就和大众点评完全相同——也就是上海网络企业的普遍问题：开销大的倾向于排斥开销小的。上海开展地推活动所需开销很小，这得益于当地商业体系完善，然而在其他区域，必须与地方监管机构建立良好互动，同时运用财政支持来招徕商家，饿了么在拓展业务时提供给商家的优惠以及用户拉取费用，远远超过上海本地的水平，这种损失是无法避免的，不过面对所谓“商业氛围欠佳”的地方，美团经过多年推广深知如何在同等级环境下，以相近的资源投入尽可能实现收支平衡，饿了么采取的非常规方式必然要付出代价，但两大外卖平台都属于日处理订单量超千万的行列，其单位成本过高，因此只有阿里巴巴才有能力承担这笔亏损。[id_740323496]

张旭豪的企业能够持续经营这么久并取得显著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饿了么在上海众多网络企业中显得格外特别，它具备“行事不拘一格，行事风格强硬，勇于战斗敢于拼搏”的特点，并且长期保持这一“独有”地位，直到2015年以后拼多多崛起才逐渐被取代。

作风强悍的饿了么曾与美团外卖在线下多次爆发冲突

张旭豪及其开创团队发迹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开创活动，赢得过校级、区级、市级创业竞赛的最高荣誉，堪称上海市政府悉心扶持的典型本土网络企业，不过张旭豪屡次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交流中透露出“身为上海人却不愿聘用本地人的观点”。颇引人深思的是，有消息人士向朱思码讲述，该言论引发的结局是，上级对饿了么以及张旭豪个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我觉得他真正的想法还是针对上海本地人缺乏奋斗精神，毕竟薪水已经很高了，有品位的上海人注重享受生活，对时薪非常在意，要是辛苦得要命却只拿到高薪，再交那么多税，我干嘛要那么拼命，不如找份轻松但收入不错的差事呢？再说本地人基本上都不用买房。

一位香港移民向朱思码记透露，过去两三年间，香港豪华汽车销量大幅增长，与此同时，香港本地居民出国旅行的比例持续上升，而且参与人群主要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显然由于无力负担高昂房价，香港年轻人正试图通过提升生活水准来排解购房困境的折磨，这一点恐怕也让同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年轻人感同身受。

最终来说，上海的在线企业同北京、杭州、深圳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不认同无休止的工作模式，公司普遍推崇欧式工作方式，所以上海多数非日资、非台资的跨国企业都不提倡在办公室停留过久，而是提倡员工将任务带离办公区完成，这些企业显然更看重八小时工作周期内的产出，对加班时段的专注程度并不在意，多数人不会为公司过度拼搏。

朱思码记对携程、饿了么等上海网络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长进行了随机考察，了解到他们工作日加班与正常工作时间大致相等，最多只是规定必须全天候保持手机联络状态。这种现象让那些经常探访杭州淘宝城、北京西二旗及深圳滨海大厦深夜亮灯的互联网从业者感到，若是没有每周工作六天半的安排，简直难以想象正常的工作生活。不过拼多多作为上海互联网公司里一个特殊存在，其无节制的加班现象，已经成了各地人力资源同行和行业猎头口中的标杆，被称作沪上那种用金钱堆砌时间价值的典型代表。

上海从事互联网领域的人员，普遍具备较为优秀的学历背景，却未必是学术界的佼佼者。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航运与工业重镇，上海拥有卓越的教育资源，吸引了众多高素质人才，并且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在此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因此，毕业生在上海所面临的职业选择机会，明显多于杭州、深圳以及北京等城市。得益于深厚的国际化背景，上海居民的外语应用能力普遍很强，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前往海外深造的人数也稳居全国前列。从当前情况分析，上海的人才在经过国企、外资机构、金融机构以及政府机关等多重选拔后，能够进入互联网企业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而这座城市却缺少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顶尖互联网企业，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互联网领域并不是当地求职者最倾向的选择，甚至难以排入优先考虑的行列。如同全班取得最高分的人都离开了之后，教师不得不将试卷的挑战性调低到足以让达到80分标准的人也能获得满分，否则考试将无法正常开展

上海地区网络企业的员工流失程度，比国内整体状况要小得多。网络行业向来以人员流动性强著称，缘由在于其业务拓展的迅猛节奏，使得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收益，二者之间的平衡性几乎相等。由此带来的结局便是，某些公司可能几年内就宣告停办，而另一些则极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实现公开募股，这两种情况的发生几率大致相等。不过在上海这边，尽管网络公司数量不少，但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行业巨头却一个也没有。

饿了么职员大多干两年就走了，这在上海互联网界算是走人很频繁的单位了，而跟携程员工平均干上六七年的情况比起来，说明本地真正经营稳定且业务出色的互联网公司其实非常少，由于在上海互联网圈换工作机会有限，所以离职情况自然就缓和了，不过稳定经营只适合上市公司或者老牌企业，对中小型互联网公司而言，“稳定发展”这四个字根本不是投资机构、公司老板乃至整个互联网行业所期待的模样。

上海的生存环境相当严苛，堪称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深的都市，所以该城对于网络技术的看法，和国外部分城市碰到难题时的反应相似：必须先了解有什么资源，然后才会产生需求；而北京、杭州这些地方对于新出现的东西不会太保守，所以它们接纳互联网的方式是：得知海外有什么创新，便渴望得到。总而言之，上海显得过于注重实际了。

一位来自上海的互联网创业者向朱思码记透露，上海最早兴起的互联网企业之所以源自做游戏的盛大和做本地服务的饿了么，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本地的传统产业过于繁荣，线下市场已被完全分割完毕，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在基础条件优越的环境中寻找那些细分的切入点。这也是由于阿里巴巴、滴滴出行、腾讯等公司已经准确把握了主要发展趋势和广阔的市场领域，所以它们不可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诞生：

上海的互联网企业总是在进行渐进式变革，这种变革是在不破坏既定成熟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小幅度改动，只要不触及根本规则，就完全遵循老规矩行事，但实际上互联网行业的目标就是要进行彻底的革新和颠覆，因此上海的相关公司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往往只会让北京、深圳、杭州那些像豺狼虎豹一样善于等待对手失误的竞争对手们更加得意。

A和B是智商相仿的两个年轻人，A的目标是将成绩从90分提升到100分，B最初期望将分数从40分提高到90分，最终很可能A毫无进步，而B在短时间内增加了40到50分，假如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可能会觉得B更勤奋，A并非不努力，只是成效不如B显著，但在注重成效的互联网领域，A确实逊于B，可以将A比作上海的饿了么，B则对应北京的美团。”

阿里管理层接手饿了么后，新任最高负责人亲自配送外卖登上新闻版面，这场备受争议的并购事件最终告一段落，但美团与饿了么的竞争依然会持续，王兴的竞争对象也由创业出身张旭豪转变为马云直接任命的王磊饿了么的绝地反击，令人唏嘘却无需惋惜，毕竟这场借助资金支持和线下推广的残酷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本地生活服务O2O这个领域的实际商业意义和成长空间，而演变成为创始人王兴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长期积累的私人矛盾。

已经送别了饿了么，接着又迎来了拼多多，繁华的都市至今仍是豪杰们的天地，不过上海未必欢迎晚辈。

2018年7月26日晚上，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没有出席在纽约当地举行的敲钟仪式，而是选择在上海中心大厦进行远程敲钟，这一非常规行为引起了国内多家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等到副市长参与拼多多鸣锣开张典礼，紧接着几天后“拼夕夕”突然面世，这个谜团仿佛迎刃而解——这显然是一场周密安排的政府关系展示，其意图是为了确立“上海新经济标杆”这个拼多多迫切想要的名号，由于拼多多清楚自身存在诸多不足，它必须在舆论危机爆发前借助政府关系活动来争取一个官方背书的承诺，抑或是一个保障。

拼多多根本上是杭州人创立，在杭州起家，随后带着原先杭州拼好货团队，近年才“迁往”上海的“上海企业”。上市当天黄峥在采访中提到迁到上海是为了方便招人，可能只是借口，实际上腾讯投资是重要原因，并且业务上与阿里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因此选择远离杭州总部势力范围而搬到上海的拼多多，基础并不牢固。

拼多多想要上海，上海也应当试着接纳一些像拼多多那样有能力改变局面的网络企业，这种情形与十八年前阿里巴巴和杭州的境遇颇为相似。

杭州的互联网企业，相较于上海的同类公司，往往在处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方面更为娴熟，也更为看重，这当然和两个城市当前所推行的政策，以及它们历史上的发展轨迹有着密切联系。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英国人首先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如今南京路西路以北的部分原本属于英租界的范围，这一区域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到了1849年，法国人又开辟了法租界，南京西路以南的部分成为法租界的范围，这一区域则推行截然不同的国家主义理念，即依靠大商人、大公司和大型工场的税收收益来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上海市民当时偏爱极具特色法租界区域，法租界内徐家汇作为其一部分，发展成为老上海乃至现在主要商业核心区域。如今上海聚集众多国际性企业，其根本原因在于法租界的发展模式。

但从现在看来，杭州则是选了英租界的自由主义模式。

二十一世纪初期，杭州依然是一座以旅游产业和大型本土企业为经济支柱的普通都市，为了突破旅游业的增长瓶颈，政府不仅持续举办西湖相关展会，还自2002年10月1日起取消西湖周边众多景点的入场费，并移除了西湖的围墙，推行了无限制开放的政策，其用意十分深远。然而像娃娃哈、万向集团等众多大型私营企业，在当时遭遇了各种难题，致使公司前进的脚步变得缓慢。

鲁冠球和宗庆后这两位企业家不再能解决问题，杭州市的领导王国平便将希望寄托于马云身上，试图寻求帮助，结果只能碰碰运气了。紧接着，杭州市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开始着重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特别致力于建设天堂硅谷，并且重点培育互联网行业。最终，阿里巴巴以及其他众多杭州的互联网公司成功崛起的景象，我们都已经亲眼见证了。

上海核心城市非常注重成本控制，其发展模式受历史路径影响较小，在经济相对滞后的金山区，不存在杭州余杭区那种互联网产业高度聚集的现象。政府部门更重视金融贸易和工业，将其视为核心产业，而互联网产业则属于次要位置。要评估各项产业的贡献，关键指标是税收收入，这一点法租界优于英租界。至于未来走向？趋势能多交税么？！”

上海一位从事网络产业的创业者对朱思码记谈到上海知名的“张江高科”：这个产业基地里，从事纯粹网络行业的公司数量非常有限，绝大多数进驻的企业都是从事医疗、航天、半导体芯片、精密仪器加工等高科技领域的公司，对于这些可以直接售卖并产生利润和税收的企业，政府当然会给予支持，但是像饿了么这样的平台，虽然能带动一些就业机会，为众多餐馆创造收入，这种互联网模式，在上级部门看来很难纳入工作总结，有时甚至不如一家外资公司落户上海的效果显著。

南京西路聚集众多大型商场及顶级购物中心，包括久光百货、苪欧百货、嘉里中心、中信泰富、太古汇等，这些商场并非上海本地的零售企业。然而，对于政府而言，这并不妨碍其获得税收、地租及相关经济带动效益。再观察杭州，那里几乎全部是银泰集团旗下的商场。前些日子，我的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金额高达十万，仅仅因为宣传资料中多加了一个“最”字，这充分体现了上海的地方特色：该市对小型私营机构的态度相当冷淡，市场准入门槛主要向实力雄厚的企业倾斜。

监管始终悬在互联网公司头顶，上海监管的严厉让本地互联网公司感到不安。拼多多和携程被约谈确有其事，上海联璧金融被查也在情理之中，但Bilibili被下架就令人意外，好奇心日报被封一个月也出乎许多人意料。一些发源于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在领受这座都市赋予的成就时，也承受着中国最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和法规约束。

一位出行行业内部人士私下告知朱思码记，2015年上海市交委确实授予滴滴上海运营许可，但滴滴为此承担了重大牺牲，包括终止了在上海的快车与顺风车服务，为了维护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定价秩序，还取消了司机端的溢价机制，甚至移除了显示最终目的地的关键功能，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顺应上海地方性的政策法规要求。

不过经过付出业务上的重大损失，上海市再次启动了整治非法网约车的专项活动，与此同时，2015年滴滴获得的那张运营许可，最终被主管部门宣布无效作废了。因此众多对手例如Uber，在上海市场针对牙齿稀疏的滴滴猛烈进攻，这是美团打车自2018年初在上海屡屡获胜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源自滴滴的困境——上海是中国滴滴覆盖面最弱的地方。

上海与北京的地铁安保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上海多数市民普遍使用地铁卡，同时该市的地铁安保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这反映出上海市民普遍遵守规则，绝大多数人愿意遵守秩序，北京使用地铁卡的比例明显低于上海，这并非说明北京人不守规矩，而是表明北京的规则依然严格，只是在执行层面存在一定灵活性。

显而易见，从地方角度审视，上海本地公务人员的卓越品质确保了法规条文的明确与周密，然而法规终究只约束遵守者，而立法者绝不会制定损害自身利益的法规，遵守法规的人越多，社会秩序就越稳固，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秩序井然中的冷漠无情，因为事物总是不断演进，必须经历特定阶段才能达成自身进步。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搭建了一个仿照照片墙社交平台的网站，类似INSTAGRAM的模式，后来因为部分用户发布了不良信息，导致监管部门介入处理，起初他认为只需进行一些调整，并缴纳相应的罚款，毕竟初创的互联网企业谁没有过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呢？然而，当看到具体的处罚决定时，他震惊地发现，不仅面临高达三百万的罚款，整个平台还被勒令永久关闭，这让我意识到，杭州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的互联网从业者，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管理环境吧。

上海对互联网产生怀疑，杭州必然坚持信任，依照张五常先生文章中所言——唯有曲线竞争，方能推动中国进步，如今上海与杭州在经济领域、人才争夺、互联网产业上的较量，恰似美国东岸纽约同西岸洛杉矶的比拼，一方强盛意味着另一方衰弱，这样的胜负并无实质价值，不过竞争能够暴露自身短板，同时也能带来新的竞争者。

《财经》杂志2018年8月号刊登的《少年头条对抗中年腾讯》一篇文章曾提及：此次交锋令腾讯公司内部十分活跃。中年腾讯在最近七年未曾经历一场像样的公关较量，并且在前四年由于战略调整获得成功而一路高歌猛进未曾遭遇挫折，这样突然爆发的激烈竞争在出其不意的同时，必定会促使腾讯公司内部重新审视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及在短视频和内容领域的产品策略，也许只有让一向喜欢竞争的腾讯产品部门借助竞争机制推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产品，之后行业的进步才能更加顺利。

谦逊往往基于力量，只有傲慢基于无能。

上海互联网的发展情况类似，只有杭州这样的城市促使上海彻底警醒，中国互联网行业才能更加健康，上海互联网创业者才能获得更多拥抱变化的机会。

未来的网络结构将呈现非中心化特征，中国的非中心化网络绝对不能缺少上海。

朱思码记，其身份标识为zhusimaji88，致力于深入研究电子商务与零售领域，关注个体分析，并对行业发生的重要事情进行回顾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