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部分城市推行了小机动车摇号政策。符合摇号资格的人员,只有通过摇号获得机动车指标,才能够购车并领取牌照。随着摇号大军的规模逐渐增大,很多人长时间参与摇号却未能中签,于是决定租借或者购买他人的指标来购车。
双方因达成合意的性质不同,所以会形成买卖或者租借指标的合同关系。因为是合同关系,所以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争议或者出现各种问题。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租赁、买卖车辆指标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
一、当事人双方之间因履行合同产生的纠纷。
这类纠纷通常在指标出租、出售方因个人缘故想收回指标,然而指标使用人不赞同的情形下发生。在此情况下,出租、出售的一方会采取单独拖走车辆或者摘下车牌的行为,导致另一方无法正常使用车辆,进而引发指标使用人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车辆或者赔偿车款。
法院主流观点表明,双方所签的买卖协议或者租赁协议违背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对北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以及身份证管理的公共秩序造成了扰乱,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该协议应当属于无效。当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通过该合同获取的财产,应该予以返还;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就应当进行折价补偿。协议主体双方明知其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且双方均存在过错。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判决出租、出售一方返还或者赔偿相应损失。

提示一点,出租或出售指标的一方若私自将车辆拖回,极有可能构成盗窃罪。机动车属于动产,并非以车辆登记来作为所有权的依据,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和使用人一方在法律意义上属于所有权人,私自拖回车辆且拒不返还,已经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2020)京 0102 刑初 272 号案件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认定。被告人把自己的购车指标借给了受害人,受害人购买了一辆保时捷越野车。之后,被告人雇人私自将车辆拖回,这种行为构成了盗窃罪,且数额达到特别巨大的程度。因此,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同时并处罚金 11 万元。
二、因第三人债权执行查封车辆引发纠纷。
这类纠纷常发生在,出租方或出售方因自身对外有债务,被第三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对车辆进行查封甚至扣留,使得车辆实际所有人不能正常使用车辆。在此情况下,车辆所有人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来排除执行。从法理以及上述刑事判决来看,车辆所有人所采取的这条维权路径是符合逻辑的。但如果车辆所有人确认所有权且排除执行的主张得到支持,那么就有可能实际上对借牌买车的行为起到鼓励作用,进而扰乱公共管理秩序。
目前北京法院的主流观点是,在北京实行限购政策的情况下,小客车配置指标资格意味着具备购买小客车的资格,只有获得了小客车配置指标资格的人,才能够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诚然,动产物权的变动并非以登记作为必要条件,然而任何物权的获得都必须经由法律所认可的途径。物权变动包含基础法律关系以及公示这两个环节。登记或者占有转移只是起到公示的作用,基础法律关系不能被忽视。北京的限购政策清晰地规定了在北京通过购买这一方式来获得小客车物权的途径,而规避该政策的其他途径是不被法律所认可的,同时也无法构建起被法律认可的基础法律关系。所以,相关权利人提出的确认所有权以及排除执行的主张是无法获得支持的,但是如果其相关民事权益受到了损害,是可以通过另案来主张赔偿的。

三、因履行类似协议产生争议,车牌恐被收回。
当事人在履行上述协议时,大多引发的是民事纠纷。然而,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倘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违法线索,就有义务将相关线索移交给有关机关。细心的朋友可以轻易察觉到,近期北京市小机动车指标管理信息系统时常会发布有关处理类似买卖、租赁指标行为的通告。
部分此类违法行为是公安机关在自查过程中发现的,然而有很大一部分是司法机关移送线索后才被发现的。一旦违法买卖、租赁指标的行为被察觉,那么指标将会被收回,并且违法者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不可以再参与摇号。
综上,出租、出售指标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行政管理秩序,也侵害了公共利益。从民事角度看,这种行为属于无效;从行政层面来看,也会面临严厉的处罚。尤其对于指标使用人而言,一旦产生纠纷,不仅无法要回自己的车,还会导致自己后续的摇号资格丧失。个人建议大家最好不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购车资格,因为其风险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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