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名买车合同被判无效，海淀法院审结相关案件

以他人名义购车，其本质是为了绕开车辆购置的行政限制措施，通过签订协议，明确车辆虽然法律上归属于他人，但实际所有权属于借用者本人，同时借用者承担购买费用，并且实际控制和运用该车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桩与此关联的案例中，法庭判定因以他人名义购车而订立的买卖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裁定汽车销售商退还购买定金两万元整。

案情简介

刘先生提起诉讼，理由是他有用车需要，便带着家人去飞驰汽车4S店考察车辆。由于他缺少北京的购车资格，不能办理车辆登记。在与4S店销售沟通时，他了解到可以用自己亲友闲置的北京车牌，由他们出面和飞驰公司签订购车协议，同时与车牌提供者商定车辆实际归他使用。刘先生随后联系了朋友孙先生，假借孙先生的名义和飞驰公司签署了购车协议，同时替孙先生支付了2万元的首付款。后来孙先生不情愿把车牌借出来，不肯去4S店完成剩下的购车流程，因此协议没法继续执行，飞驰公司也不肯退还首付款。刘先生就声称协议没有效力，把飞驰公司告到法庭，要求飞驰公司退还首付款，并且赔偿资金被占用产生的利息损失。

飞驰公司提出异议，称刘先生在店内选定一辆汽车，然而他缺少购车资格，于是提议由孙先生代为购买，刘先生随后以孙先生身份与飞驰公司签订了《车辆销售确认单》，并通过银行卡支付了预付款，飞驰公司随后联系刘先生取车，刘先生却以多种借口拒绝前往交付尾款并提车，合同无法执行是由于刘先生造成的，飞驰公司不同意退还预付款。

法院审理

法庭审理后查明，刘先生和飞驰公司都确认，孙先生在签署《车辆销售确认单》时并未出现，真正的购车者其实是刘先生，并且各方事先商定，一旦需要退款，钱款会直接支付给刘先生。飞驰公司在刘先生支付两万元时，已经清楚他并没有北京市的购车资格。刘先生以他人身份向飞驰公司购置车辆，此交易违背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中的条款，同时破坏了北京市车辆分配指标的监管秩序，该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依照法规，合同一旦被判定无效，双方通过此合同获取的资产需要归还。若双方均存在过失，则需各自承担对应的责任。法院同意刘先生要求飞驰公司退还预付款两万元的诉求，不过对于刘先生要求飞驰公司补偿资金使用损失的诉求，由于刘先生对这份合同的无效存在责任，需要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资金使用亏损，所以法院没有批准刘先生的这个诉求。

判决宣布之后，没有一方提出上诉，飞驰公司把两万元押金退还给了刘先生。

法官说法

审理涉及“借名购车”的民事案件时，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是判断各方权益与义务的基础。处理此类纠纷的司法经验表明，为躲避车辆数量限制而订立的“借名购车”协议，通常会被视为无效。法院判定合同无效的关键理由是这种行为破坏了政府在小客车配额管理方面的公共秩序，符合法律中因损害公共利益而使合同失效的规定。此案涉及孙先生与飞驰公司签订的购车协议，该协议表面看似满足买卖协议的成立条件，但协议追求的目标破坏了社会管理规则，所以该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

“借用他人名义购车”的情形通常牵涉两种法律层面的联系，其一为车辆购买权人同汽车销售机构之间的商品交易合同，其二为车辆购买权人与车辆实际购买者之间就购车费用承担、车辆权益归属、意外事故责任承担等具体事项达成的协议，由此产生的法律关联。这两种法律层面的联系中包含三方参与方，分别是车辆购买权人、车辆实际购买者以及汽车销售机构。

根据相关案例及围绕“委托他人购车”所产生的各种争议分析，这种做法让涉及的三方都可能面临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并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补偿责任。

对于借用车辆的人来讲，他实际负责支付购车费用、保险等相关开支，虽然车辆由他使用，但所有权仍归属于登记在别人名下的资产。一旦借用者因法律诉讼被列为被告，他名下的资产就有可能面临被查封、没收或冻结的法律后果。当前，即便名人选择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护权益，比如发起执行异议案件、进行确权审理等，意图明确车辆的归属权或要求赔偿损失，然而依然存在无法赢得官司，或者即便获胜对方也缺乏执行财产的情况。

另外，如果车辆导致他人身体或财产受损，进而产生法律纠纷，那么车辆的所有权登记人或许要为此付出赔偿代价。借名者和被借名者虽然能够通过订立契约来明确交通事故赔偿中的责任划分，不过，一旦该契约因违背公序良俗而被法庭判定为无效，被借名者便无法依靠它向借名人索要赔偿。

最终，对于汽车销售商来说，如果他们知道“代名购车”的情况，却还是和代名人签署了交易协议，一旦这个协议被法庭判定为无效，他们因为对协议无效负有主要责任，可能会因此遭受经济损失，比如押金损失、车辆部分贬值款的退还等。很明显，“使用他人名义购车”让所有相关方都面临不小的法律隐患，企图瞒天过海逃避法律约束和调控措施，到头来必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